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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丘彦明:何其有幸,与文学黄金时代重叠  

2017-05-10 23:20:55|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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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彦明:何其有幸,与文学黄金时代重叠 - 波斯蜗牛 - 开始
 






《人情之美》
 丘彦明著
 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环境趋于宽松,经济初现起飞端倪,报刊的副刊蓬勃发展。当时,台湾《联合报》邀从美国回来的诗人痖弦出任《联合副刊》“掌门人”,年轻的丘彦明作为编辑,在痖弦的鼓励下,开始与众多华人世界的重要作家打交道(约稿或访问)。他们当中,有年事已高的台静农、梁实秋,也有年过半百的吴鲁芹、高阳,正值壮年的白先勇、三毛,还有隐居美国的张爱玲……这些闪耀华语文坛的名字成为丘彦明编辑生涯中难忘的印记。
若干年后,丘彦明从将近十年写出的文字中选出关于十二位作家的采访文章,依据文章的新闻性、篇幅等要素进行增删,加入一些老照片和书信手稿,以《人情之美》为名由台湾的允晨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后来,她与丈夫定居荷兰乡间,养花种菜,画画写作,融入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乐在其中。记录这些经历的《浮生悠悠》《荷兰牧歌》等作品先后在中国大陆出版。
时过境迁,如今距《人情之美》首版已有二十八年,书中所写作家多已作古,但仍然在华语文坛占有重要位置,甚至,有些比从前更加重要。最近,《人情之美》中文简体版也将问世。为此,丘彦明再度对这些文章加以调整、改写。当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年轻编辑,也已年岁渐长。忆及书中这些故人往事,她在“后记”中感叹:“他们大部分写作的高峰期,正是台湾报纸副刊最蓬勃的时代,而我正巧在那段黄金时期担任编辑,与他们展开文学因缘,何其有幸!”

我:其实很羡慕您的机遇——在台湾报刊业繁盛的年代,接触那么多现当代华语文坛重要的作者,您和他们的交往有友情成分,看您写梁实秋先生那几篇,觉得还有亲情成分。
丘彦明:很幸运,我十年编辑生涯,正遇到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是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为吸引读者,报社老板对副刊的内容走向十分注重,编者无不全力以赴。《联合报》副刊主任是诗人痖弦,我是他手下的编辑之一。痖弦很照顾年轻人,给我许多与文坛大师约稿的机会。
我觉得编辑和作者之间绝对有缘分深浅的差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梁实秋先生年岁大了,耳朵重听,逐渐减少与外界的交往。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梁太太韩菁清有时去香港处理事务五至七天,担心梁先生独自在家,因见我常去约稿,便委托我抽空去陪伴他吃饭。常此以久,便产生出亲情般的关系。
我很珍惜和作者之间的特殊情谊,尽量不利用于工作上。尊重作者与其他报刊编辑的交往,尊重作者投稿的选择;站在作者角度,为他设想立场。唯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进退有据的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也才能维护住衍生出来的私人交情。
 
我:《人情之美》的文章写于十几二十年前,现在出简体版反而正逢其时,毕竟书中有些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大陆没有今天流传得这么广,比如张爱玲、西西、白先勇……简体版《人情之美》和当年台湾那版相比有哪些变化?
丘彦明:《人情之美》是台湾允晨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的,二十七年间书里写及的作者都有了变化,最大的差异由“死亡”造成。记得当年书初版时,十二位作者有九人健在,现在已有十位去世。原来的作者介绍、一些文章的内容不得不做更改。另外,由于对逝者的思念,在新版中梁实秋、张爱玲、高阳、三毛、孟东篱各卷都增补了新文。如今,书写的作家只剩白先勇先生和西西女士在世。
这二十七年不单这些作家变化大,我本身也改变极多,先是离开编辑台出国留学,而后结婚定居欧洲。
附录的台湾光复后三十年文人与咖啡屋,因岁月变迁的重寻而纪录下新印迹。原本书中几篇内容略有重覆或过于学术的文章,则修改归并或删除。如此加减增删,新版比原版多了好几万字。

我:“人情”这个词非常有中国特色。你在《联合报》《联合文学》做编辑时与那些作者间的“人情”,如今看来尤其难得。时代变了,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丘彦明:离开编辑台二十多年,我的角色转换,变成作者。
我在两岸的报纸、杂志写专栏文章,在出版社出版书籍。与我接触、联络的编辑,彼此互相信任,写封信问候,寄送书籍。台北的编辑朋友,每次我回台北,必会见面聊天,喝杯咖啡其或吃个小馆子。大陆的编辑朋友,我到大陆,能见的则见,不能见的总会通个电话。在我的感觉,现在的编辑和我当编辑时一样,很照顾作者呀!

我:和张爱玲的交往(包括那些通信)是很珍贵的记忆,她离开中国的后半生,行踪低调,近乎隐居,和她的作品在华人世界的热闹对比强烈。您怎么理解张爱玲的这种姿态?
丘彦明:张爱玲后半生几近隐居的状态,我在《张爱玲给我的信》文章最后一段,这样写道: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国外安静的长居二十多年之后,我再读她的信,对于她信中不断提到时间不够的紧迫焦虑,她那不与人相见的生活方式;我更能理解了。虽然根本无法与张爱玲相比;但连我这样的平凡人,都难免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深怕某些干扰,希望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安安静静、规律的去完成一些事情;何况是创作要求达到一定高度水准、一生以写作和时间赛跑的张爱玲?!如今,我可以完全体会她当年的心情——能躲在孤独的空间里,做自己执意要做的事,是多么的安全宝贵。

我:追记台北咖啡馆那篇《从“波丽路”到“明星”》和整本书的风格有差别,却是微妙的互补,看到那些咖啡馆中的往事和人物同样令人唏嘘。今天,越来越少人在咖啡馆谈文学了,属于文学的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丘彦明:我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和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重叠过,但我真不知道属于文学的好时代是否一去不复返?
写《从“波丽路”到“明星”》一文,把文人在咖啡馆里的活动浓缩,或许会有些误导,提高了那时代咖啡馆的文学地位。其实不论咖啡馆、茶馆、酒吧,本身就是布尔乔亚情调的公共聚会场所,不单作家艺术家爱之,各行各业人士都有可能在这里擦出事业的火花。这些虽不属谈文说艺的氛围,却都是能成就文学的素材。
我查过荷兰的van Dalen大辞典,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留下的总体文字。我很欣赏这广义的文学定义。任何事缩小来看,问题重重;放大而观,海阔天空。文学现象亦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只要有人写人生百态,文学的好时代就不会远去。

我:您在《人情之美》后记中说,“人一生最怕被‘情’牵绊”,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不是最应该被“情”牵绊吗?
丘彦明:你把我内心错综复杂的情绪给抓出来了。“情”是很复杂的人类心理活动。我这本书,写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人情之美,但人与人之间关系常常既有美,便会有不美,只要内心存有“情”字在,就会影响生活的轨迹。正因“情”,让人产生牵挂,从而引发意想不到的故事。活在世上,自己和亲朋好友随时为亲情、人情、爱情而喜怒哀憎忧惧,故说一生最怕被情牵绊。好像转入哲学问题的探讨了,还是就此打住好些。

我:在您的编辑生涯中,有过交往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定不止书中这些作者,为什么选择书中这些人物来写? 
丘彦明:由于工作性质交往过许多作家、写过许多作家,但大多数内容跟新书出版、获奖、特殊文艺事件有关,较偏向于报导性质。
为何选书中这十二位作家来写?其实不是选,主要是《联合报》和《联合文学》杂志有时做人物专辑,正好其中几位作家被选为专辑人物,我便深入去书写了。
写作时没有想过结集出书。当我决定暂停编辑工作到欧洲游学时,正好台北允晨出版社希望能建立“允晨文选”系列,找我商量,我请出在香港的郑树森教授协助策划,他建议我把做过的作家访问趁机整理,也算是编辑生涯的纪念。
我去掉与作家无关、新闻性太浓、文章太短有待补充内容的文稿,这十二位作家在我笔下呈现的面貌最为完整,于是略做修订,配上小传、照片、手迹,结集成书。

我:编辑在约稿和编辑稿件时,永远难以完全消除个人喜好,但又应该尽量淡化这些。抛开编辑工作,在您接触的那么多作者中,仅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您较为欣赏的是哪几位? 
丘彦明:让我从接触的作家中选几位较欣赏的,回答这道问题,我就痛苦了,选这不对,选那也不对。  
台静农先生小说写得极少,且只有短篇,但呈现出时代感又充满悲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已成经典,对身边大小事物,都能分别赋予意义。张爱玲的小说,独树一格的文体,字里行间流露丰富的色彩,描述大时代中的俗事凡人沉浮的悲凉。白先勇的小说,以中西方写作结合的细腻笔法,不单呈现怀旧与乡愁的悲剧,也大胆为弱势群体争取公平与尊重。陈映真的小说批判资本主义,大气悲壮。西西不论小说、散文都不拘泥于形式,总在实验做新尝试……
越想越多,高阳的历史小说、三毛的小说散文、林海音的小说、陈之藩的散文,痖弦、洛夫、郑愁予、商禽、周梦蝶等人的新诗,杨牧和余光中的诗和散文……每位接触交往过的作家,我都能说出欣赏的诸多理由。此外不能不提一笔,我是金庸武侠小说迷。

我:中国有句老话,“距离产生美”,在您的编辑工作中,其实和很多作者走得很近,这是不是偶尔也会产生一些为难?
丘彦明:嗯,偶尔确实会有些为难。作家有时会有一段时间创作力特别旺盛,一篇接一篇的佳作产生。副刊版面有限,所以,明知是好文章不拿可惜,但积压久也不是,这时候便纠结了。

我:书中忆及的作者,或者是您的师长前辈,也有如三毛这样的同辈朋友,怎么没有对后辈作者的记录?您对台湾乃至华语世界的后辈作者是否还有关注?
丘彦明:这本书并不是我有计划、专门去写作家访问,所以有些我想写的人没法收进书中。关于后辈作家,我做编辑时,自己还年轻,他们就更小,有待磨练成长,因此没有特别的记录。整个华语世界的作家,不论老中青,不管文类,我对于他们的创作都有一定程度的关心。我订阅文学杂志,在网上看两岸报纸副刊的文章。每年我会回中国大陆、台湾探亲,每次都带许多书回荷兰读。

我:看您那些写荷兰生活的书,觉得您是位非常具有入乡随俗能力的人,这是怎么做到的?
丘彦明:既然在国外生活,就一定要融入当地的社会。融入当地社会并不难。第一点,自然要克服语言的障碍。第二点,要了解民族性及居民的习惯。第三点,要加入一些当地团体,建立共识。第四,一定要结交几个好朋友,彼此知根知底,随时互相切磋、互相帮忙。
我自己的经验:不论在任何地方,只要随和、亲切,应该都会受欢迎,被接受。

我:但您同时也能在内心或生活细节中保持很纯正的中国传统,含蓄地流露出来?
丘彦明:说实话,再怎么融入外国人的社会,中国人毕竟还是中国人。我有一批荷兰艺术圈朋友,我们固定时间一起画画、喝咖啡、用荷兰语交谈,但他们总叫我”Chinese meisje”(荷语中国姑娘的意思)。
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好,只要能被认同,我反而有机会把中国的文化、生活习俗,恰如其分的介绍出去。

我:离开台湾这些年,除了和一些作者保持朋友间的联系,还涉猎过“编辑”这个含义内的工作吗?
丘彦明:是有的。偶尔还是有些朋友计划出书前,会先和我讨论内容,或是文稿完成后先寄我看。我有意见,一定实话直说,为的就是让一件创作能以最理想的面貌呈现。
身为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一员,协会每次出会员作品合集时,讨论形式内容,甚至收集稿件后如何安排,我都会以过去编辑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您怎么看待互联网普及的时代,文字存在的意义,以及编辑这份职业的处境?
丘彦明:互联网普及,最大的好处是讯息传播速度快且广,但追求速度的结果,我担心文字容易变得粗糙。编辑这行业,很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做一个文字的把关者。我觉得互联网越是普及,编辑的责任应该更重。

我:现在的生活重心是在荷兰吧,在荷兰的日子里,中国文化或者说汉语这样的母语环境,因为时空的距离,对您来说是否有著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丘彦明:这问题过去还真没仔细想过。
这么多年通讯的变化很大。最先,打电话非常贵,与家里、朋友联络主要靠写信,得长时间等待回信。那些年,机票也很贵,省吃节用几年才回去探亲一次。与你提的中国文化或汉语的母话环境,确实有时空遥远的深切感受;也产生一种使命感,老想运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场合,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后来传真机普遍起来,我赶紧去买了一部电话、传真机两用的机器。许多年后,电脑普遍,大家以电子邮件往来。接着使用电脑打电话,费用很低甚或免费;而且飞机航班多、飞行时间缩短、机票也便宜了,每年可飞回去会会家人及亲朋好友。然后网路发达,每天可用电脑阅读两岸三地的中文电子报。如此一来,与原乡的中国文化没有了距离。

我:能介绍一下您目前在荷兰的写作、工作和生活状态吗?和之前您写荷兰生活的几本书中提到的有哪些变化?
丘彦明:写作荷兰田园散记《浮生悠悠》、《荷兰牧歌》的岁月,我的生活非常轻松,经常旅行,养花种菜、书写、绘画、弹琴,玩得不亦乐乎。
九年前,丈夫唐效找了以前-位英国同事合伙,创立Mintres 公司。自从唐效当了老板之后,他的全部时间精力放在公司上面,经常晚上或周末,他问我:“能不能给精神支持?”我立刻放下手边做的事,拿本书陪伴他去加班。
以前,他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有闲暇做许多家务事及园地活。他经营公司之后,每天总有做不完的公事,我便把家务和花围菜圃等杂事都揽了过来。这些年邻居们就见一个瘦小的中国女子,扛着不相称的工具,体力不足做做停停。因为这样,我常常腰酸背痛不说,还不时受伤;但我只要见到花美菜绿,足够了。
去年开始,家中种植的葡萄、弥猴桃果实累累,自己吃送人仍余下许多,我们开始酿酒。买来专业的工具,以专业的态度与过程酿制。结果酿出的法国勃艮第口味红葡萄酒口感顺畅,醇厚多层次。
有了这桩新事物,我的“农妇”生活更加忙碌,从如何培育生产甜美果实开始,到收获、清洗、酿造,无不需要付出耐心和时间。
我琢磨出另一类型度假放松的模式:寻找离家半小时至一小时车距的旅馆,订晚餐、住宿一或二夜。趁机不做家务,吃吃馆子,躺床上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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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您眼下在写作什么题目?除了荷兰生活记录,是否会继续《人情之美》这样的写作,或者,从您擅长的艺术领域出发,写写艺术或绘画话题?
丘彦明:近六年多以来,我一直在《深圳商报》写专栏,文学、艺术、旅行、朋友、家居生活的感悟,无所不谈。早些年曾写过一个月一次的短期专栏,有些报纸主编约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写一年专栏,我都婉谢了,因为不愿给自己束缚与压力。
很羡慕一些作家下笔成章,我写作速度很慢,一篇千字文,写下初稿后琢磨又琢磨,修改再修改,要花三、四天时间。写书也是这样,好几年才能出一本书。
荷兰田园生活的写作,在大陆已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浮生悠悠》《荷兰牧歌》两本书,第三本是《我的九个厨房》,这是我的荷兰家居生活三部曲。
说及艺术写作,其实我长期在台湾《艺术家》杂志、《艺术设计+收藏》杂志担任海外撰述,近二十年来写了逾百万多字的艺术报导和评论文章。我花十年时间游历荷兰、比利时、英国和法国,写出的文字,可归类为追寻梵高足迹的深度旅行报导。
我有上百万字的作家、艺术家采访文章;另外,我手边留存有好几箱的作家信件。十多年前,我曾想过继续“人情之美”的写作,仍在编辑岗位上的台湾老友也一直鼓动我写,多为台湾文学的黄金时代留下一些史料。但年纪渐长,有力不从心的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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