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开始

本博文字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人电子邮箱:dy133@sina.com

 
 
 

日志

 
 

张悦然:写《茧》如换笔 艰难而必要  

2016-07-20 20:51:34|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张悦然:写《茧》如换笔,艰难而必要 - 波斯蜗牛 - 开始
 






《茧》
张悦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长篇小说《誓鸟》在2006年问世的时候,张悦然已经写出了三部长篇,多部中短篇。那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的肯定,评论界的认可和众多读者的支持,令她被视为文学前途一片光明的八零后作家代表人物。此后,同时代的作家要么一部接一部地出书,不断扩大市场号召力,要么拥抱资本、涉足影视领域。与之相比,张悦然似乎安静了下来。
2016年初,随着长篇小说《茧》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张悦然的微博、豆瓣小站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读者们纷纷留言表达对这部新作的期待,对她目前写作状态的关注。“我会看这些留言,看到一直有读者在等待,就觉得很感动。”完成了《茧》的进一步修改、确定单行本封面方案后,只待新书出版的张悦然看上去笃定而释然。当初让写作的脚步慢下来,自有她的道理,“其实我这些年也没闲着啊。”她说,写短篇,编杂志书《鲤》,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老师,阅读和旅行,这些与文学的关系或远或近,都是一种积累。她坦言迟迟没有写长篇是遇到了困难,“说是十年磨一剑实在没意思”。
从爸爸的一段童年记忆里,张悦然获得能够带给她写作冲动的素材,斟酌出适合这个题材的叙事方式。她在《茧》中设置了李佳栖和程恭这两位八零后人物作为叙事主体,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逐渐拼贴、还原出跨越半世纪时光的李、程两家三代人的恩怨,用两条叙事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对于历经文革、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热潮等时代背景的人物精神脉络、情感走向的把握,特别是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世情冷暖的幽微刻画,都意味着她以这部新作实现了某种蜕变。历经这些年的反思、积淀、打磨,当作品中的人物还在命运之茧中迷惘,张悦然已从《茧》的构思和写作中对自己的文学之路有了抽丝剥茧般的清醒。
  
我:从上一个长篇《誓鸟》到新作《茧》,相隔十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写作的脚步慢了下来?
张悦然:写作上,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困难的时期,写得不顺利。之前我的青春文学写作有点像类型文学,风格虽然强烈,但会束缚发展,还是得从那种风格里面出来。我的这个选择当时令一些出版商失望,他们可能想把我培养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大的IP。但是,我的发展方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市场并不缺少巨大的IP啊。每个人心里的文学标准不一样,我要真地往那条路上走可能会失败。

我:具体到《茧》,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写了多久?
张悦然:写了大概五六年。构思长篇的时候,我喜欢先想个命题,然后带着命题生活、带着命题上路的感觉,之后文本也会不断变化。这种写作状态的坏处是过程比较慢,好处是这是个挺好的自我训练。《茧》成书是这个字数,但还有很多文字没有放在书里。以前我写过三个长篇小说,但我的写作并不职业化,我是通过《茧》的写作完成到职业作家的转变过程。

我:你之前的写作,不管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如何,都更像是在写自己。《茧》的写作虽然有很多你的童年经历为素材,但确实在努力记录时代变迁。
张悦然:《茧》里面是有很多我的个人经验,很多我童年的细节。不过整部小说完全站在虚构的立场上,这接近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一开始动笔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离我特别远,和我没有任何交集。写着写着发现,越来越多和我有关的细节被写进去了。

我:和你前面的长篇相比,《茧》的文字风格要趋于平实,很多对人物的刻画,世态炎凉的细节描写。那种人情世故的细微玄妙很难写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悦然:这对我来说特别难。写青春文学时的那种状态还是挺虚的,原来的写作,个人风格强烈,但过于抒情化,写着写着就跳到抒情模式里,有些题材那种风格是没有办法去写的。所以,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所以,写作上的这种转变就特别困难,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我:联想到书中人物的命运,《茧》这个书名还是很有深意的,这个名字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吗?
张悦然:以“茧”做书名是写到一小部分后定的,当时我就明确地想要这个书名。但写完之后,很多人建议我改名字。有人觉得这个书名特别抽象,有些拒绝读者。可是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的书名?长的书名里难道不是有一种对读者的邀请吗?像是一种表演和撒娇。
说起来,我的小说名字总是和动植物有关,加起来简直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葵花(《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樱桃之远》)、鲤鱼(《水仙已乘鲤鱼去》)、鸟(《誓鸟》),现在又是《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总是喜欢从一个意象出发,小说会围绕着这个意象建立。《茧》也是这样,它在中间,被文字包裹着。

我:书中写到,文革时,讲述者一方程恭的爷爷头上被钉了一根钉子,讲述者另一方李佳栖的爷爷有行凶嫌疑。可以说这根钉子引发的事件造成了两家三代人之间的恩怨,这个事件有原型吗? 
张悦然:确实如此,甚至有的人替我想书名都是围绕钉子去想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爸爸的记忆,事情就发生在我爸爸居住的医院大院,是他十几岁时发生的。1977年,我爸爸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篇(篇名就叫《钉子》),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很快他收到了被采用的来信,高兴得还和他的女友(也就是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来信告诉他,小说的基调太灰,没法采用。爸爸肯定感觉很沮丧,后来又写了好几篇小说,据他说调子也还是灰,也没发表过。再后来他毕业留校,之后我出生了,爸爸就再也没有写小说,《钉子》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想,那肯定是童年里对他触动最大的事情。他后来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得特别简要,没什么细节。好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过这个钉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老早地进入我的记忆里了。

张悦然:写《茧》如换笔,艰难而必要 - 波斯蜗牛 - 开始
我:后来,为了这个故事的细节更丰富、更真实,你还做了哪些准备?
张悦然:我回去做了一些调查。那是我奶奶工作的医院,我爸爸和我姑姑都在那里长大,姑姑后来也成为医生。我通过姑姑找到医院的人,那个人给了我一份“档案”,是从档案上抄下来的一张纸,纸上记录了那个被迫害的植物人的一生。哪一年参军,哪一年转到医院,哪一年变成植物人,在医院里住了多少年,什么时候死的……我还了解到一点那页纸之外的内容,那个植物人的女儿被安排在医院工作,有点像《茧》中程恭姑姑的形象。我其实可以见到她,甚至去采访她,做更多工作,但我没去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作家在对真相的调查中,最终都迷失在真相里。我们总是觉得,真实的事情特别有力量,天然地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只要把真实还原出来,逻辑就是成立的,读者一定会接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对真实的调查到什么时候结束?哪些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才更重要。所以我就只有这一张纸的“档案”。
至于《茧》中写到的第三代,李佳栖和程恭,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原型,他们是怎样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把现实作为故事的开端,后面的虚构应该让它充分地和作者产生感情,然后由作者生发出来的。我觉得小说写作应该是这样的过程,而不是把现实硬装进来。

我:整部作品由李佳栖和程恭二人的讲述构成,他们的视角、讲述的事件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既有别,也有交叉和重叠,如何确定这样的叙事结构?
张悦然:确定叙事方式非常重要。如果选择了一个主题,叙事方式就决定你怎样去剪裁这个主题。开始写的时候,觉得很难找到叙述角度进入这个离我特别远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复杂,我不知道该用谁的视角和口吻来讲。也考虑过像福克纳那种很多个声部的写法,这样写的难度在于我要进入我父辈讲话的腔调,好处是随时可以把这个故事补得更清楚。
大概是2011年,我回济南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家属院过年。我在楼下看到很多小时候见过的人。那个卖报纸的还在那儿卖报纸,水果摊上帮着爸爸卖水果的少女已经变成一个中年女人,那一刻我觉得很恐怖,他们竟然还在那儿。有种感觉,好像是我把他们给抛弃了。所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童年的那个世界没有闭合,我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转。童年的世界好像就是平行世界,一直跟着我。这给我一个启发,我想要回到更远的时空,先要回到童年现场。所以我就返回了1993年这个时间点,我确定两个人分别讲述的叙事方式,跟我回到童年现场有关。那建立了一种重逢模式,从来没有离开的程恭和远走的李佳栖之间就是一个“我”和另一个“我”的关系,是两个“我”的重逢,一起去观望过往。建立这种叙事方式后,我会觉得这里“我们”的声音,一个是受害者的后代,一个是“凶手”的后代,他们一起看这个事件,会有一种和解的意味。

我:恕我直言,从读者角度,我还是觉得李佳栖那条线要写得更饱满、充沛,你认同我这样的感觉吗?
张悦然:可能因为李佳栖的生活更像我以前的方式,她对父亲的感情啊什么的,都是我熟悉的,所以写起来更顺手,特别自由,能放很多情感进去。程恭这条线,我必须得特别压着去写,这个角色比李佳栖要复杂和痛苦。也有人会觉得李佳栖不太真实,她缺少自己生活的部分,对父亲有追寻,却缺少自己生活的空间。程恭是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零零碎碎地经历一些事情,有很多地情绪变化。

我:这几天,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北京,你也参加了接待他的活动。说句题外话吧,你怎么看待中外作家间的这种交流,你觉得这样的交流收获如何?
张悦然: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能要说很多很多话才能真正进入特别实质的文学交流层面。每次交流的容量都还没把表面的话说完,就像盖着一层浮土一样,没有把浮土掸去,就看不到本质。这次奥兹来,在那种场合,他的回答依然是“我”在告诉你什么什么……的感觉。每个作家的表达风格是不一样的,上次托宾来,他讲很多怎么构思怎么去写小说,偏重小说创作的层面,挺有意思。昨天,我问了奥兹一个问题,他以前挺不喜欢契诃夫的,觉得契诃夫代表一种乡村的土气。我就问他,什么时候重新阅读契诃夫的,他说大概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忽然觉得契诃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好,比托尔斯泰也好。

我:你自己有类似的体验吗?
张悦然:如果要对应契诃夫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不同年龄阅读感受不同可能是鲁迅的作品吧。小时候对鲁迅的抗拒是因为那些文章来自课本,后来鲁迅的作品渐渐变成自己阅读的一部分,才真正能体会到他作为大师的魅力。

我:《茧》的细节、比喻,时有点睛之笔。书中李佳栖第一次见到程恭的植物人爷爷,问起老人的病情,程恭说,“他卡住了。就像一盘卡住的录像带,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这样的比喻是你灵感迸发产生的吗?
张悦然:我其实在最后的修改中删掉了很多这样的比喻,要是这样的地方太多,会使作品离开地面。但同时,我的写作特别地注重细节,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几处细节是读者读过后难以忘记的,那这部作品就还不够成功。

我: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强,读者群也比较固定,怎么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会改编成电影,我也会参与剧本的筹备。其实,我的作品的价值观大多不是很积极,而且我的作品里也有很多禁忌。很早就有人跟我谈过《十爱》里那些短篇的改编,也没结果,主要是价值观和基调的问题。现在是治愈、积极的写作基调泛滥的时代,跟我们当年青春文学热潮的基调不一样,那时还是有些撕裂和尖锐的东西。现在好像读者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我:到了你现在的年纪和状态,又刚刚完成这部长篇,写作是不是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
张悦然:是到另一个阶段了。坦率地说,也会有焦虑,是作为职业作家的一种焦虑。写作这条路特别长,虽然我做不到村上春树那种苦行僧般的写作,但也必须更多地去学习和努力。我觉得,女作家天然的短板是更多地靠一些感受去写,自己像容器,各种各样的东西进来,她盛住这些东西。现在我是要强迫自己去学习,因为这个容器的新陈代谢在变慢。我没法预估自己的文学生命有多长,延续文学生命,重要的还是要不断学习,阅读。

我:在大学里教课,面对讲台下的学生,和你面对电脑或稿纸写作反差很大吧?
张悦然:这个学期还好,下个学期我会有一门对本科生的公开课,需要比较多的备课工作。我一开始到人大的时候,还是有压力的。每次上课前都会在咖啡馆里,一边匆匆忙忙吃东西一边做PPT,感觉当老师的状态比当学生还手忙脚乱,有一种考试之前的感觉。渐渐地,我越来越适应这个角色了,这也是让自己多建立一些能够和外界交流和通气的窗口吧。
  评论这张
 
阅读(45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