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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盟:在电影里写作 “证词之书”  

2015-09-03 17:22:15|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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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盟:在电影里写作“证词之书” - 波斯蜗牛 - 开始
台湾导演侯孝贤取材自唐传奇《聂隐娘》的电影《刺客聂隐娘》已与中国大陆观众见面。拍了三十多年电影,执导过多部在国际级电影节获奖的片子,作品在华人乃至世界影坛影响深远,很多影迷心中的侯孝贤早已有大师地位,《刺客聂隐娘》却是他在大陆公映的第一部电影。一部电影,观众的直观感受来自影院中那一个多小时,而从酝酿、筹备到历经拍摄环节进而到诞生,电影背后的甘苦实际上不为人知。所以,出自台湾新晋电影编剧、作者谢海盟之手的《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对于影迷更多了解这部电影台前幕后的人和事,进而走近侯孝贤的拍摄方式、电影观念,很有帮助。
谢海盟生在一个文学之家,父母和家中长辈多是知名作家,自小就喜读中国古典小说、也试着动手写写的她上大学却选了自嘲为“无用之学”的人类学。最初她是以编剧助理身份进入《刺客聂隐娘》剧组,此后对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和现场拍摄诸多工作的参与度越来越大。公映的片头编剧一栏,写着:朱天文,钟阿城,谢海盟。接受我采访时,谢海盟说,写作《行云纪》完全是无心插柳。在这本源自《刺客聂隐娘》又具有相当独立性的拍摄侧录中,作者以带有某种田野调查意味的视角记录下侯孝贤为这部电影所做的考证与确定的拍摄基调,与朱天文和钟阿城对于剧本写作、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的争论、分歧、共识,还用细腻、幽默的笔触写出该片辗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多地拍摄的种种状况,更写到从导演到编剧、演员乃至其他各部门工作人员合作中的情感交流与有趣轶事。在《刺客聂隐娘》的拍摄过程中,谢海盟没有缺席过一场戏,她的这份侧录因此被朱天文称为“‘留下活口’的证词之书”。

我:“情”是贯穿《行云纪》始终的,包括侯孝贤导演的人情味,演员之间、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情谊,这是这本书和其他很多电影侧记的不同?
谢海盟:写《行云纪》,我参照的是那本《恋恋风尘》(注:吴念真、朱天文合著,收入吴念真的剧本和朱天文的《恋恋风尘》一片拍摄侧记)。不过我和天文的着重点不一样,想必天文也不会羞于提及她在拍摄现场是没有耐性的。她着重写的是拍摄前的剧本讨论和拍摄后的剪接,而我是从头至尾跟了《刺客聂隐娘》的拍摄,着重点肯定是拍摄过程。其实侯导的剧组,气氛很自由,理论上参与拍摄的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一本书,像这次美术部门也出了一本书(注:《刺客聂隐娘:一部电影的诞生》,黄文英 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    
关于《行云纪》的写作,我承认我不是电影专业科班出身,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剧组工作,也在学习。对电影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会有些“粗浅”吧,因为我没有介绍太多的专业内容。我是站在对电影有兴趣的局外人角度,也许我比较清楚一个不懂电影门道但是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读者想要探究的是什么。

我:是否担心有人质疑你这么年轻就参与侯孝贤导演这部电影的编剧工作?
谢海盟:如果你能看到一些台湾的评论,就会知道对我不满意的人还是有的。一种说法就是,你凭什么一毕业就进入台湾最好的电影剧组工作?是的,我是有着朱天文外甥女这样的机缘,但进入侯导的剧组并且留下来和他一起工作,还是要凭真本事的,那就用我的工作和写作说话吧。尽管侯导年纪大了,越来越心软,但也没有心软到把自己学生时代就想拍的、琢磨了这么多年的《刺客聂隐娘》这样的电影交给一个只靠着关系进来的年轻人瞎掺合。

我:不过看你在《行云纪》中的文字,感觉虽然拍摄过程有各种辛苦,你在剧组还是乐在其中的。
谢海盟:可能侯导对我多少还是多一份照顾吧,他承诺向我的家人承诺说拍摄过程中不会对我造成人身伤害,哈哈。他是个乐于提携晚辈的导演,非常喜见要接班的或者下一辈的电影团队成长起来。不过我希望他能再拍个三四十年。

我:侯孝贤在之前北京的活动现场谈到了拍武侠片太过依赖吊威亚和电脑特效的问题,认为那种飞来飞去、违背地心引力的武侠片就没了边界,“有限制才有自由”,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谢海盟:侯导一直都在追求电影中的真实。听到他在之前的讲座上那样说,我也试图去推断,他追求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你在片场问他,是否可以这样做?他无法讲出一套理论来,只会反复嘀咕,真实真实真实。对此,我必须自己去想清楚。侯导认为,找到了限制,在一个框架里头,他能完全自由地拍,但是不能逾越。他花了一年时间去考证这部电影中的很多事情,就是为了找个框架把聂隐娘的故事放进去,他好在故事里随时、尽情地发挥。找到框架的好处是,他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去思索那些可能对他不是那么重要但又必须得顾忌的东西。

我:有人说,每个华语导演,特别是男导演,心中都有个武侠梦。这些年来几乎每个华语影坛的重要导演都拍过武侠片,你觉得侯孝贤导演内心有武侠梦吗?
谢海盟:我觉得侯导要拍《刺客聂隐娘》还是因为他喜欢这个故事,这种喜欢胜过一切。我问过他,当初为什么要拍《海上花》,他也说没想过太多意义,就是想拍这个故事而已。《刺客聂隐娘》也是,他说过,光是聂隐娘这个名字,他都喜欢得想拍。
聂隐娘是个刺客,而刺客从精神层面来说是没有道德感的,人家要她去杀人,她就只关心是不是杀了要杀的人,不去想杀人是对还是不对。刺客不是侠,侠最酣畅淋漓的是过招,而刺客是不过招的,是与武侠相悖的存在。我觉得,侯导在现实生活中为一些弱势群体维权发声的行为都挺有侠气的,他在生活中比聂隐娘更像一个武侠人物。

我:除了你和朱天文,钟阿城也参与了编剧工作,在《行云纪》中你特别提到阿城对剧本的贡献,“不在故事情节人物设定等表面处,而更深一层地在概念和想法上为整部电影打杆立桩”,这也是他的分工所在吧?
谢海盟:阿城对这部电影的这种贡献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最开始的分工。侯导和阿城在很多方面有歧见,阿城住在大陆,无法随时到台湾参与我们的编剧会议。后来他就写了一版剧本,那一版剧本和侯导的剧本几乎没有重叠的部分。可是,侯孝贤是导演,最后当然要就着他的态度拍。但侯导也觉得,阿城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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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是以编剧身份进入《刺客聂隐娘》剧组的,怎么后来想到要写这样一本电影侧录? 
谢海盟:写这本书是无心插柳,是从电影开始拍摄之后才开始写的。侯导以往的电影中,拍摄现场的人物对白只要给演员一个情境,他们自己用口语表达就好了。这部是古装片,虽然对白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都是文言文,但还是比较古雅的,不能用现代的词汇。在拍摄现场,侯导需要有个人帮他留意演员的对白,替他听现场对白是否有不适合的词句。他要全场调度,不能坐在监视器前听着。而这部电影的拍摄是现场收音,现场听到的演员对白声音是很小的,他就让我帮他听着。而我既然跟了现场,进了剧组,就会想把有些东西记录下来。我多少觉得,我看到的听到的可能不会都呈现在之后的电影中。那么就把我接触到的,别人没机会见到的,都记下来。加上侯导拍电影总是想要留下点什么,不只是拍完了就完了。也许我有些受到他这些想法的感召,在拍摄进行中才开始决定写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前面的部分,全靠我的记忆去写,后面的部分记录得就比较详细。

我:所有的创作其实都面临着取舍,侯孝贤导演在那天的讲座上说起拍这部片子,最终公映的内容是拍摄内容的四十分之一。你写这本书肯定也不是把所有能写的都写下来吧?
谢海盟:我写的还是基于我眼睛看到的。当然,写到剧组里的有些事情,我也有些挣扎,该不该写。我的原则是,不去锦上添花,也不要落井下石。倒没有什么禁忌说什么内容不能写,但要顾及一些人的情感。

我:这次跟着剧组跑了湖北、内蒙还有日本的奈良、京都那么多地方,与当地人打交道,有过不愉快,也接触了不同的民俗民风,这些阅历是你额外的收获吧?
谢海盟:我在大学里是念民族学的,本来就对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感兴趣,这本书的写作也多少带有我当初做田野调查的方式,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个大型的田野调查。拍电影并非单纯的创作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绕了一圈还是希望回到文字创作上。我不善与人打交道,读民族学要做田野调查,所以我读到学士就停下了,是一种逃避,可是阴差阳错,反而进入剧组,还是要先和一堆人打交道。

我:大学时读民族学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谢海盟:这次跟着《刺客聂隐娘》剧组我才发现自己确实还挺受大学时专业训练的影响。前面说了我不太擅长跟人打交道,但现在学会去和人相处,观察人,已经不是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学科的训练。在剧组,也就等于把自己放进一个人类学的调查场域。我现在进行的写作,跟电影没什么关系,有很多内容也是要借助田野调查的手段。用民族学的角度写这本书,可以让我稍稍站远一点,把剧组里的那些人当成观察对象,而不是当成朝夕相处的人。这样写难免失之无情,但是个比较好的观察距离,能够写出真话来。

我:接下来,你的写作方向是什么?
谢海盟:肯定是非虚构写作,现阶段我还不适合以小说的形式创作,尽管小说写作也是基于现实的。对我来讲,写小说即便根基于现实,也还是要创造人物,甚至虚构一个世界,而我现阶段更倾向的写作方式还是找一个课题,尽自己的能力和办法把它写出来,类似报道文学这样的。
现在在台湾也有剧组找我写剧本,我都推掉了。如果侯导认可,也许之后我还是会跟着他的剧组做。我不认为侯导的下一部电影我还是要用这样的形式写本侧记出来,毕竟每部片子的时空背景和我个人际遇的巧合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还这样写,也不太长进。至于我未来更侧重于做电影还是写作。这样说吧,即便今后我参与电影,也还是在电影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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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
谢海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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