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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李开元:打通文史哲实现历史再叙事  

2015-06-30 10:49:12|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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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打通文史哲实现历史再叙事 - 波斯蜗牛 - 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李开元面对相关秦汉史的古代典籍、文献资料,时时冒出个念头:为什么我们只是研究历史,而不去书写历史?这个想法他曾和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提起过,盘桓在他内心挥之不去,直至左右了他此后至今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著述方式。
如今,作为史学界研究秦汉史的重要学者之一,李开元在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高校授课之余,每年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到中国各地特别是与秦汉史有关的地方实地考察。曾经在海外多年,游历过从亚洲到欧美大陆诸多极富历史文化底蕴与古代文明积淀的国度,越是对“别人”的历史有了解,他越是倾心于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研究,“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他在《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后记”中这样描述自己彼时的心情。在国内,李开元这种带有个人化情绪的田野调查既寻访古迹遗存,也感受当地山川风物,与书斋中的典籍文献研究相结合,经由他所强调的“文学性”笔调,成为流畅易读而又包含历史信息的叙事。最近出版的《秦崩》《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二书即为他着力追求的“打通文史哲”的历史叙事典型文本。
前不久,李开元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陆续做了三场冠之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的讲座,内容当然围绕刘邦项羽等秦汉枭雄与楚汉之争的历史话题。讲座现场,他的表达比书中更加轻松、幽默,历史人物、故事、地理、民俗都有涉猎,读者反响很好。这是他期望的效果,写书也好做讲座也罢,都是为了向更多读者表达他对历史学科的理解,对秦汉历史的研究心得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再叙事”。接受我采访时,李开元说,现在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还是要放在日本就实大学和国内一些高校的讲课任务上,以至于难有大段连贯时间完成计划中的历史写作,《秦崩》《楚亡》出版后,还有《汉兴》已经动笔,“不过不敢说什么时候能完成”。好在他明年就可以退休了,希望可以专心研究、行走与写作。
无论阅读还是写作,李开元的心态都相当开放,就如他在《秦崩》“代结语”中写到的那样,他研究秦汉史固然由《史记》而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亦以其崭新的视角和表现形式令他耳目一新。他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读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法布尔的《昆虫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对他不乏借鉴。他告诉我,他长期关注网上的、民间的很多非历史专业人士的历史讲述,承认有些讲述很吸引人。他也从作家余秋雨的那些文化散文中寻求启发。“我还爱读推理小说,是《名侦探柯南》(日本著名推理动漫作品)和东野圭吾的粉丝。推理小说的思维方式在某些方面和从事历史研究很接近,复原罪案现场就像拼图,读这些作品能感受到作者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他笑着说。

我: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年代跨度那么大,朝代更迭那么多,为什么你会选择秦汉史为研究方向? 
李开元:一个原因是受《史记》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司马迁的文章,二十四史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史记》。还有一个原因,关于秦汉史的出土文物、历史文献比较少,我当时就想,研究秦汉史是不是就不会费那么大劲儿了。呵呵。

我:可是,换个角度考虑,用以研究的资料少,藉此接近历史的机会不也少一些?
李开元:关于某段历史,如果有太多可供研究的资料,就不会给后人留下足够的解读空间,对历史推理和联想的空间就小,而我喜欢在历史的某些空白状态下做联想和推理。到宋代以后,光是历史文献就是看不完的,对之后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不一样了,主要是归纳。我的秦汉史研究有些需要发散、演绎的成分,研究反而是收缩的。

我:读《史记》时,一方面我会觉得写得好看、有趣,但另一方面,从叙事形式上,里面的历史人物在很多场景中甚至还有对话,你在《秦崩》《楚亡》的“前言”“代结语”中也提到,“在确认史实可靠之余”,“太史公叙事之良美,思虑之周详”,那么,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讲述上,这种推测和演绎的分寸怎么拿捏呢?
李开元:分寸在于,涉及那些史实的史料我都看过,我推测和演绎的都是历史记录的空白点。这个时候,我会告诉读者这是我的推测,使得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我的推测是否合理。我们以前总是在说,我们要证明什么什么。现在,我提出一个说法,让读者来判断是不是合理,让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到阅读中。这样,读者对历史抵触的心理就会减少。当然,这不是我首创的做法,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历史讲述中会有很多推测,但是他会告诉你,这是我的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我想,这种叙述方式在古代史研究中是被允许的。而且,《秦崩》《楚亡》都不算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著作,而是历史叙事读物。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论文体或者叙事体,这两本书就是叙事体。

我:你强调,在历史叙事的形式上不应该一成不变,所以你提出一个词,再叙事。你的治学姿态和这两本书的叙述方式,是开放式的,希望读者有所参与。
李开元:我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好奇心,我想知道古人是怎么样的。这种好奇心,专家和大众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做历史研究,从心理上既是和专家合拍也要和大众合拍。这二者并不矛盾。专家懂得更多,我可以用比较高深的形式叙述,面对一般读者呢,就用《秦崩》和《楚亡》的形式,实际上这两本书专家也可以看。
因为体裁的限制,《史记》在讲述秦汉历史时,“本纪”里讲一点,“列传”里讲一点,“表”里讲一点……有些问题专业历史研究者也看不清楚,我想要把这段历史用现代方式重新讲述出来,在考虑怎么把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融到我的讲述里。

我:你对秦汉史的研究与写作不局限在埋头于典籍文献中,书斋之外,你这些年很多时间都在实地考察,整合田野调查与考古信息,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以这种方式为研究和写作做准备?
李开元: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是三联书店出的,那是一部纯粹诞生于书斋里的、非常理性的科学主义历史著作。后来,我想,讲述历史只有这一种形式吗?还有没有别的形式?那本书的方式只是表现历史的形式之一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事形式才是历史学的根本,我一直深受科学主义影响,把历史叙事仅仅拆成历史研究的材料。如果历史叙事被历史学“开除”,历史学就变成了历史科学,成为一门学问。这样的话,历史研究离人文和大众越来越远,路会越走越窄,变成了纯粹的考证。历史学的好处是把历史上的很多材料鉴别准确了,但这只是砖瓦一样的材料,还是需要组成建筑的。历史的建筑应该怎么修,就是再叙事,把历史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借助“打通文史哲”的形式把历史表现出来,这不是丰富历史学了嘛。

我:“打通文史哲”,说起来容易,具体到操作上,比如你在写《秦崩》《楚亡》过程中,怎么做到?
李开元:过程当然不容易。当我们有了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以后,怎么用历史叙事表现出来?首先,整个叙述结构就涉及到文学的表现。探讨这个形式的过程中,我费了很大功夫。我大量阅读中国和西方的史书,也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曾考虑过采用《万历十五年》的形式来讲述秦汉史,但是不行,因为《万历十五年》研究的是个历史断面,静止的。而我研究的秦汉史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的。说句题外话,据我了解,黄仁宇先生从来没有去看过故宫,他书中的那些部分纯粹是想象。
实际上,写这种书比做单纯的研究阅读范围要广得多。人类社会的文史哲这种学科区分是后来人为添加的。在《秦崩》里,我通过一些材料,做了实地调查,而在《楚亡》里面,就像“序言”说“文学比史学更真实”,我借助了更多的文学手法,用了个词叫构筑——就是在历史的空白点上,用比较合理的推测来填补那个空间。这是历史叙事观念上的突破。

我:时过境迁,隔着数千年的时间,那些秦汉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今天再去考察探访不会被误导吗?
李开元:那些事件发生地肯定是有很多变化,不过我的书里涉及的那些山川地域,大致是不变的。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秦汉时期的城址,大部分都还有迹可循,即使某些地方的“遗址”是当地后来修建的纪念性质的,但我到了那个地方,只要历史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到了当地还是能感受到历史精神的存在。

我:这种感知是需要门槛和能力的吧?
李开元:这就要求你预先做比较充分的历史知识和精神层面的准备。比如说,我到开封去,秦汉时期的大梁城啊。我要事先了解,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大多被洪水淹过,地面都没有了,但这个地理位置是有的。考古的时候挖下去,25米以下就到城池了。做历史研究还是得有个心灵的感通——25米以下,千年城池就在这里,就是感觉不一样啊。这种个人化的情绪流露,才是我为什么喜欢历史的原因。以前做历史研究,要钻研典籍文献、写论文,要绝对科学客观,不能把个人情绪带进去。可我在读历史时,到实地考察时,明明有很多感想,怎么表达?所以,我对历史学科的定义,并非单纯的科学,而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我在我的书中告诉读者,历史是有情有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不是只说说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就行。这是我的感受,希望你们也能感觉到,

我:在三联书店的系列讲座里,你也特别提到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思考过注重史料研究而不太提倡重述历史这个问题,你似乎对中国高校的历史专业设置和教育方式有些不同看法? 
李开元:我们知道,现在的历史专业是研究历史,但不写历史,始终在做材料研究,做构筑历史的砖瓦。觉得这是很大的缺陷。当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像邓广铭先生,他做历史研究,但也写历史,主要是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我则是用叙事的方式去写。

我:你在《秦崩》“序言”中说“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培植一种新的历史感”,能具体说说这是怎样的历史感吗?
李开元:这是一种和人类的人性和发展相通的历史感。特别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更觉得有必要培植一种人类共通的历史感,而不是局限在一个小团体、一个国家里。通过我这种写作形式,是不是就能看得更远?

我:你怎么看待你的老师田余庆先生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他的治学带给你怎样的启发? 
李开元:他的历史研究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田野调查,因为田先生的论文和著作与我们常见的历史著作不一样。他是在叙事,用夹叙夹议的形式来表述历史。相比之下,我的历史表述,叙事的成分更明显,而田先生是议论的成分更多,也有推理,把某些历史缺少的环节仔细地补充出来。我曾经和他交流过,我说,我们老在研究历史,什么时候才能写历史啊?田先生一听,愣了一下,说,我们还要继续准备。我后来加了一句,我等不及了,我要开始做了。我的方法和田先生的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我对田先生的史学有个定义,精致的艺术性的人文史学。

我:据你了解,在日本乃至在西方史学界,这种再叙事或者重述的表述方式是不是主流?
李开元:就是主流啊,西方史学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就是要恢复叙事。像美国的史景迁就是在做历史叙事,和这个复兴叙事的潮流是一致的。

我:对于历史研究,你用了“复活历史”的提法,而不是更多史学界人士常说的“接近史实”,为什么要用这么感性的表述?
李开元:真的历史已经消失,不可能回去了,我们做再多的历史研究最多也就是接近历史。所谓复活,是指古今交流,历史就是今天和过去的对话。根据我对史料的解读,对消失的历史的理解,重新构筑一个接近历史的文本。这不只是细节上的恢复,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构筑。历史是如何演进的?我们有文物、文献,加上实地考察,以及之后的联想、推测,个人感受。这就是立体化的历史叙事。

我:时下常常被历史学界诟病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其实也可视为历史诠释的一个层面,但难逃细说嫌疑。影视作品要为史实负责吗?受众是否应该从中吸取历史元素?
李开元:既然有些历史元素进入到影视作品中,他们完全可以不按照历史事实来讲述,那是更接近艺术创作的另外一回事。公众大可不用在影视剧里挑历史的错,艺术家也干脆就说我就是借用历史来抒发另外的东西。这里,媒体要做更多工作,告诉公众哪些是严谨的历史著作,哪些是演绎的历史。如果从影视作品中看到被演绎的历史,也可以引导公众去看真正严谨的历史,去了解历史真相。戏说和正说都有存在的价值。

我:你在书中说自己的写作是历史叙述也是纪实文学,但在史学界或者很多读者心中,文学和史学依然是有些对立的,你这么说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李开元:我在国内遇到很多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包括年轻的历史学者,都表示过,他们不敢像我这么说。我想是因为我在国外,在体制之外,这个身份赋予我很多研究特别是写作的自由。我在国内的大学里讲历史叙事,常有学生来问我,李老师,我能不能也像你这么做?我就告诉他,你可能做不了。我在国内的大学里上课,在人大和复旦上课时学生的反应非常好,反而在北大,老先生们就坐在下面,大家反而都不敢多说话。我会根据听课对象的不同,用不同的讲历史的方法。

我:从中华书局版(《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台湾)联经版到三联版,《秦崩》这本书有不小的变化,其中有基于考古发现的更新也有作者写作角度的调整,而你常说的历史再叙事,也是这种变化的某种诠释,这是否意味着你的这些著述在内容和版本上是动态变化的?
李开元:你说到的是这本书不同版本间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专业人士才看得出来。如你所说,历史研究是在发展的,是动态的。这些新成果可以不断补充到我的书里,如果仅仅根据《史记》来演绎历史,版本是不会有变化的。我的写作是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有实地考察的新发现的,这些不断促使我的写作和研究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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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李开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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