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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赵广超:艺术是创造 更是责任  

2013-02-24 01:46:51|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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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月的一个下午,从故宫北面神武门进入,往西就到了建福宫。路上相隔不远数次出现的“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发布会卡通帝王形象指路牌,对紫禁城的尊贵、谨严和繁复似乎是种消解。与前来捧场的王刚、马未都、梁文道等嘉宾相比,当天活动主角,这套书的策划、创作者香港设计师赵广超显得少言寡语。多年来,他的工作和作品就如前文那卡通指路牌,致力于揭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秘面纱,给读者提供一个亲近传统的通俗捷径。
曾在巴黎的法国贝桑松艺术学院攻读造型艺术、美术与设计分析专业的赵广超对于西方艺术设计相当熟悉,但他上世纪90年代回到香港之后,除在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等院校从事艺术及设计教育工作外,创作与设计重心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掘与表达、传播和普及上。他创立了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并担纲总监,先后出版的《不只中国木建筑》、《 笔记<清明上河图> 》、《一章“木椅”》、《十二美人》等图书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与内涵的传达、图书装帧美学的呈现、传统元素与当代人审美习惯的结合等方面表现突出,这些图书不止在港台及海外,在中国大陆出版后也很受对相关选题感兴趣的读者认可,此外,他还策划并参与了多项指向香港公众的文化教育、普及活动。近年来,与很多“北上”的港台艺术家一样,赵广超的工作重心逐渐向中国大陆倾斜,目前是故宫《紫禁城》杂志编辑委员、故宫出版社出版及教育推广顾问,为2010年上海世博中国馆“智慧长河”项目做设计顾问,与央视纪录频道的《故宫100》、《CHINA.瓷》亦有合作。
接受我采访时,说起“我的家在紫禁城”这个包括图书出版、工作坊、展览等内容的项目,说惯了粤语的赵广超尽管普通话不是很流利,仍然健谈起来:“2008年,香港的何鸿毅家族基金委托我构想一套可以让小朋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书。那时我从法国回来在香港教书,针对的教育对象很具体,对不同方向的文化艺术项目也有兴趣。‘我的家在紫禁城’这套书的形式是很轻松的,但我们做这套书的态度很严肃。而且我想的是把这套书做成一家三代都可以看,比如《中国建筑·自然组曲》可以给爷爷看,《在紫禁城》让爸爸妈妈看,《故宫三字经》给小朋友用顺口溜的方式读。书里的文字简单、有韵律,要是背诵下来的话,就成了故宫小专家了。”他坦承这种一家三代的读者定位对于商业社会中的出版项目来说是很冒险的,但他也觉得,既然基金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传播的载体肯定是侧重在社会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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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上述愿望,赵广超和他的团队在确定这一图书出版计划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我的所学专业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所以做这个项目还是蛮吃力的。我是一边看书、构思一边做,不管是用漫画绘本还是用文字图像呈现,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要在书中传播什么知识?”他表示做这套书的过程中也是在学习,而如何在表现形式的通俗、童趣化基础上,保证内容的准确和专业呢?“从事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项目本身是种倾向,这里面的感情比较纯粹──那就是可以感动我的东西才有机会感动别人。”比如以三字经方式讲述紫禁城六百年人和事的《故宫三字经》,文字部分出自赵广超之手,他笑笑说,“我是广东人,担心我写的三字经音韵这一块不准确,在故宫常识方面有没有犯错?于是我把初稿寄给故宫专家们看,也许他们比较尊重我的语言风格吧,没有太大的改动”。他坦言,这个项目是他这些年的创作中主观因素最少的一个,“之前的作品都是会做成我想要的样子,我甚至会在作品中开点玩笑。但这个系列是为孩子做,要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出发,形式上肯定跟我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与搜集资料和确定形式比起来,他觉得创作这套书最大的困难在于时间,“如果时间再长一些,做出来的东西会更加接近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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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图书中《幸福的碗》、《小动物起宫殿》两本是由“麦兜”系列出版物的创作者谢立文和麦家碧完成的,内容与这一系列统一,而形式则延续了二位此前“麦兜”系列的风格。“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但邀请他们参与这个系列的创作,包括跟他们充分沟通我的想法,足足花了一年时间。”赵广超说,“我要他们保持原来的风格,这样出来的作品,读者年龄层还可以再降一些,降到小孩子也能读的程度”。说起当初为何确定以紫禁城为创作题材,赵广超表示,“外国人了解中国,常常是从天安门、故宫、长城、兵马俑开始,这些地方不用宣传他们也知道。但我觉得这几个地方中最复杂最有趣的还是紫禁城,这里包含好几个朝代的密码,我做这个系列图书就好像拿着一个放大镜去观察”。
赵广超告诉我,他这些年创作的很多项目、出版的图书,大多会延伸出与公众有互动的工作坊等活动,“‘我的家在紫禁城’在香港出版后,我们已经陆续在香港的一些小学、中学做了2400场工作坊,我来选择老师,由他们现场讲,和小朋友交流”。由于装帧、印制工艺复杂,这套书正式与大陆读者见面还要等到春节之后, “我还想过,这套书在大陆出版之后,要是在北京搞活动,就定位成‘我心目中的紫禁城’。因为紫禁城对于北京居民和香港市民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家本来就和紫禁城在同一个城市。第二阶段,就可以把主题变为‘紫禁城在我的家’”。从前在法国读书的时候,赵广超住的地方离卢浮宫不远,他的很多当地朋友可能只去过卢浮宫一两次,但仍然会为此而骄傲,“我觉得北京居民对紫禁城的感情也是这样,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对城市里的古迹有感情”。
此外,今年年底,“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的英文版将在纽约出版,该书中文版样书也已带给涉及日文版出版的相关人士,“比较乐观的是,之前我做的《笔记<清明上河图>》的海外版本很被接受,这也许对‘我的家在紫禁城’的版权输出有帮助”。他甚至还设想,时机成熟了就将这套书做成动画片……“文化不止意味着创作,有时候也是一种责任”,多年致力于传播、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希望不断尝试,打开创作的另一个方向。
生在香港,又在法国读书,学的还是关于西方艺术范畴的专业,赵广超怎么会把关注的焦点和创作重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当年从法国回到香港教书,我发现香港的同事和学生们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淡漠,他们总是向我询问关于欧美的很遥远的事情”,可是早在法国读书时赵广超就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自己的文化,就没什么前途可言。我们从欧美搬来一套价值系统,却不重视中国的价值系统,这样一来,自己的价值观也显得不真实”。他当时在法国已经从事一些艺术创作,身边也有同行、朋友认为他在法国发展得不错,“但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反而不舒服,如果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价值观和创作范畴都在西方艺术范围里,哪怕看上去风光,也还是不明智的”。
带着这样的思路回到香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进而醉心其中就是顺理成章的。“我做的每个项目都是一种尝试,比如我看到一个中国古代的杯子,就会用一本书去说这个杯子的来龙去脉,我是怎么看这个杯子的,把我对历史和艺术的看法放到书中和读者分享。”他很善于用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把中国传统的、艺术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他特别强调创作中要注意的方面,“创作的困难并不是说你要在作品中表达多少信息,而是你的作品中不要哪些东西。作品不是为了让读者知道你懂多少,而是要看读者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与文化艺术有关的作品,创作的过程也是建立感情的过程,感情往往比学什么更重要。”他颇有感慨地说,每次看到一个中国人只有到了退休之后才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就觉得很遗憾。这固然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太博大、统摄性太强,没有一定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都不懂得欣赏,但人上了年纪也就没了冒险精神,“我现在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就是一种冒险,艺术创作中,意境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很多艺术门类都被称为“遗憾的艺术”,那是因为艺术的创作和改进可能是无限的,对此,赵广超的观点是,如果艺术创作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比如这次“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得到基金资助,那做出来的东西就要对得起出资方的预期,这样下一步的创作才会仍有资金来支持。“如果是开拓性的创作,那就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如果是实践性的,那就是项目”。
虽然这些年陆续创作了若干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紫禁城”、“清明上河图”等关键词有关的作品,但实际上赵广超此前并没有频繁地在中国大陆各处旅行、寻访,他的研究和创作更多还是建立在文本资料搜集上的,不过他已经打算今后要多去各地走走,“我希望能尽快形成一种创作和完成项目的模式,让我的团队去完成具体工作,我好有更多经历去开发新的项目”。在他眼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已属人类共同文化遗产。说到这里,他兴致盎然,“对我来说,做一套介绍西方文化的书要比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容易,因为西方文化的成就、风格的界限很明显,甚至可以断代去看。我们向国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让西方知道,我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传统和艺术的。我们欣赏毕加索、达·芬奇的作品的视角和方式其实都是外国人教给我们的,这不公平。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是这样喜欢和欣赏你们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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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的印制工艺比较复杂,在我采访赵广超那天还未看到样书,过后去故宫参加活动也只是拿到全套七本中的三本。开本、用纸和色彩的质感都很好,内页人物形象,赵广超的和麦家碧的有各自不同的童趣。回家给蜜贡看,她很喜欢,特别是这本《故宫三字经》,人物形象醒目直观又好玩,色彩鲜明,虽然贡总不识字,但还是有模有样翻阅起来。这也是我最乐于看到的,哪怕她长大后必将直接进入数字阅读时代,也希望能在她小时候,多给她些动画片和电脑屏幕之外的,有纸质触感和书香的,美好有趣的阅读记忆。书架里那我囤积多年上百种的精心挑选的绘本们,蜜贡就要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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