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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吴念真:重拾回忆的恋恋风尘  

2011-09-28 21:11:06|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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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重拾回忆的恋恋风尘 - 波斯蜗牛 - 开始
 到北京那晚秋意沁人,吴念真从吃过饭的南新仓散步回酒店。“这几天真舒服啊,就像度假一样”,他说的是为新作《这些人,那些事》从台北到广州、上海、南京再到北京,发布会、讲座、对谈、签售一个也不少的密集行程。经营着广告公司、影视公司的他其实常来大陆,大多行色匆匆,精力与精神压力紧张远甚此番新书宣传行。
按台湾习惯,出生就是一岁,吴念真便是六十岁,他喜欢这种把母体中的时光也当年岁的算法。十六岁离开故乡九份到台北,写小说于文坛初露头角,以编剧身份投身八十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因《搭错车》、《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客途秋恨》等电影剧本与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等港台导演合作,在《青梅竹马》、《麻将》、《一一》中的表演相当出彩,执导《多桑》、《太平·天国》获上佳口碑,偶尔为之写歌词写出《一样的月光》、《桂花巷》、《八又二分之一》,制作《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担纲电视节目《台湾念真情》……在台湾艺文界,吴念真这个名字穿过文艺、思想勃兴的八十年代,跨越若干领域,有不同意味,太多可能。
年届花甲的吴念真看上去兼有江湖气与赤子心,是幽默、干练、“不懂拒绝”的性情中人,实在远不到“欧吉桑”程度。说起时隔十多年再度动笔写作《这些人,那些事》一书,他坦言无意标榜什么回忆范本,只希望读者读了书中他对童年、少年、从军等各个成长阶段留在记忆深处的人和事,能把自己人生中久违的美好捡拾回来。书中文字有质朴的乡土气息,勾勒人物与叙事活灵活现意趣盎然,开怀大笑或潸然泪下只隔一页。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曾经那么纯粹,与节奏忙碌、人情淡漠的台北相比,这些回忆在出身草根的他看来无比珍贵,“我在台北住了四十多年,仍然感到陌生,台北不是我的家”。说到这里,他的手机响了,铃声是蟋蟀鸣翅之音,这声音自秋夜北京城中一家酒店的露天咖啡座发出,令人异常恍惚。

我:《这些人,那些事》距你上一次出书很久了吧,这期间忙些什么?
吴念真:是很多年没有出书了。其实上一次出书也是意外,当时出版社认为我做的电视节目《台湾念真情》内容蛮好,就出版成书。那之后我太忙了,一直没出书,后来出版的舞台剧剧本和DVD都不算。
这些年我在忙着排舞台剧啊,还有广告、电视剧,我有个公司做电视节目、拍电影,还有个公司拍广告,每天都在忙。十年前我没想过做舞台剧,有些朋友的剧看得我很痛苦,演员演得乱七八糟,观众无法进入剧情。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搞些大家看得懂的剧?莎士比亚从前也是在街头演啊。
这样讲吧,我可以接受所谓精英式艺术,但我想做的东西是可以和平民百姓沟通的。你们总在说侯孝贤杨德昌,其他导演不是很寂寞吗?其他导演的作品可能安抚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台湾人,可你们却一直在讨论侯孝贤杨德昌。

吴念真:重拾回忆的恋恋风尘 - 波斯蜗牛 - 开始
 我:书中回忆了你童年时、从军时的故人往事,为什么不写写你进入文坛、影坛后的故事?
吴念真:我想把那个年代的台湾很单纯的情感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台湾在经济和政治拉扯之下,人和人的情感已经淡漠了。
我从小生活的村镇是矿区,大家是个命运共同体,一个人出了事,所有人全力支援,那种感情是人情的极高境界。那些人生活很苦,没受过什么教育,帮助别人完全是本能。到了城市,面对更多受过教育的人,我会期待人与人的关系也和村镇一样,可是我看到的是相反的。所以我很眷念这些回忆,就把它们写在书里。当兵那三年是我成熟最快的时期,遇到太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行业、不同地方的人,每个人都是一本书,等于我读了超多本书。用文艺腔来形容,这些经历塑造了我的性格雏形。
我也很怀念写小说做电影的八十年代,那真是台湾蓬勃发展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每个领域都在动,写小说的我会去写歌词编剧本,唱歌的李宗盛可以跑来演电影,当导演的可能去唱歌。何其有幸,有那样的年代,何其有幸,我和那样一群二三十岁的人动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时常聚在杨德昌家的客厅,坐着躺着都随便,有什么想法就写在那个黑板上,我记得最高纪录上面出现过二十个题材。杨德昌还写了一副对联,英雄创业小成本,国片反动大本营。但那些不是这本书的范围,也许我会再写一本书,那段美好岁月,一群人很认真地做一件事。

我:这些文章都出自“人间吴条件”专栏?《遗书》是书中唯一的小说,情节有虚构成分,但情感是真实的吧?
吴念真:对,只有《遗书》是后来补进去的。本来这篇小说我不想放在书里,但圆神(《这些人,那些事》台湾出版方)老板跟我说,念真,你十几年没写小说了,以后会不会写些小说编成小说集也很难讲。他认为我以后没有机会在一本小说集里放《遗书》了,问我愿不愿意放在这本书里。我说,好吧。
《遗书》中的情感是我自己的,我有自知之明,写这篇小说时没用第一人称,如果用第一人称,我的情绪会无法收拾。用第三人称写的过程中,我会从情绪中跳出来。书里还有几篇文章用第三人称,也是这样的考虑。我有时会避嫌,怕有人对号入座,就把它弄成好像是我听来的故事。

我:但是人们还是会对号入座啊,像《多桑》中的警察就是这本书里《可爱的冤仇人》文中那个警察。
吴念真:对呀,这种情况很多。比如我写出个故事,就会有很久没见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哎,你写一写就算了,出书就不要弄进去了,我已经快被我太太骂死了。因为我写了他和太太认识的经过,而且写得很真实。
创作者的宿命是挖出心里的东西,那才是最好的部分。这么写也有好处,比如一起当兵的某个我很久没联络的人会跟他女儿说,他以前跟吴念真在一起。她女儿就跟他讲,吴念真写了一篇文章哦,写你们以前在金门怎样怎样。他就说,对对对,就让女儿打电话给我,这样就联络上了。那种感觉很棒,哎,你当祖父了没,唉,我都当好多个祖父了。

我:这是写作的意外之喜。
吴念真:我一直觉得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跟很多人沟通,如果能沟通到这额外一层,我觉得很棒。我做的舞台剧会有很多年轻女孩子来看,她们要是觉得好看,就会想,爸爸妈妈一定看得懂,然后买票陪爸爸妈妈来看,我觉得很感动。看过之后,她们的爸爸会说,以后给我买靠前面一点的票,那样我看得比较清楚。

我:你说喜欢沈从文,他的很多作品都有超现实味道,你这本书里很多故事也很魔幻,比如相命师,比如那个起死回生的老太太,这些记忆都是真实的吗?
吴念真:事情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写的时候会把回忆捏紧。我很喜欢沈从文,还有汪曾祺,沈从文写湘西的那些文字,能把惊心动魄的事情平平淡淡地写过,这太厉害了,我喜欢那种感觉。

我:你的文字有强烈的悲悯意味,对很多底层的人物,比如矿工、风尘女子都有深切同情,这与你自己的出身有关?
吴念真:是啊,我十六岁就离家到台北,我有些朋友十三岁就来了,每个人都有一页辛酸史。我写这些,不只是在写故事,而是写单纯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情感。有些故事写来像黑色喜剧,很辛酸也很强韧,

我:死亡是这本书里萦绕不去的主题,有忧伤的有喜剧性的也有惨烈得让人心悸的,今天回看这些死亡会有不一样的滋味?
吴念真:书里那篇《茄子》是写得最重的,影响我二十几年不敢吃茄子。如果老莫是个平凡人,我也不会记得那么深。我真的对他的遭遇充满哀怜,他有一种奇特的固执的哲学,我非常怀念他。后来我写剧本《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用了他的名字,我给这个人物安排的是他已经娶太太了,像是替一个消失的人创造一个完美结局。

我:你那么喜欢文学,又有天赋,读大学怎么会选会计专业?
吴念真:因为我很清楚,写作可以满足我,但写作无法养活我,更何况养活我的父母。那时有个台湾作家叫郑清文,是我的偶像,我后来还把他的小说还改编成舞台剧。倒不是他写得特别好,而是他当年在银行做事,一边写小说,我觉得这才是典范哪。银行做事比较轻松,还可以养家糊口,有余裕就写小说。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我去考会计系,然后就可以考银行。但是我念到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写剧本,发现写剧本也可以养活自己。

我:从小没有上那么多学,也没有系统学过写作或者编剧,你后来写小说写剧本好像靠天赋?
吴念真:也没有啦,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讲故事比较好听?我想是因为我从小就被训练替全村人写信,最重要的是还要念报纸给很多人听,必须用国语念,而我还要把国语转换为台语,这个过程很辛苦。还不能一个字一个字念,村民听不懂会骂我。还要有附注,解释给他们听,比如,甘乃迪(肯尼迪)表示……甘乃迪是谁啊?他是美国总统,他很年轻,他太太很漂亮。看懂了新闻,我再把新闻编成故事说给村民听。后来我做编剧与这些经历有关,我当编剧的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我剧本应该怎么写。我写的小说,形式也差不多。退伍回来写的第一篇小说是《抓住一个春天》被当时电视台的制作人看到,他来找我说,你可以写剧本,你的文字节奏和语法根本就是剧本。

我:写小说写歌词当导演演戏还唱过歌,但大陆读者更多还是视你为编剧吴念真,你觉得编剧在电影中的分量是怎样的?如今好演员和大导演非常多,但好编剧非常少。
吴念真:我也这样觉得吔,现在没办法看年轻人的剧本。公司里拍的很多东西,我看了看,唉,你们自己弄吧,我看不惯就要修改,那就变成了我的工作。现在年轻人的生命经验跟我们这一代比起来太薄弱了,大家生命中经历的东西很类似。不像我们,很多生命经验都是自己碰到的,他们会通过阅读或者看电影,变成他们的生命体验。
作为编剧,我很清楚电影本身是导演的。有些导演并不是那么优秀,但他有个好处就是完全依赖我的剧本,这时我就主宰性很强。有些导演,会对我的剧本做一些取舍,可能会加东西,可能会删掉。以前我帮侯孝贤写剧本,我知道这样写观众会喜欢,但我知道他不会这么拍,所以我写完那一场还要注上:这一场你不会拍啦。

我:他是很强势的导演?
吴念真:当然当然,他是创作型的导演。

我:你还和朱延平、许鞍华有合作。
吴念真:我想认识所有的导演,杨德昌和侯孝贤是好导演,但他们的电影并不能让所有人看到。有些导演很通俗,比如朱延平,他常拍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他有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是叙事和角色常常搞乱。如果他找我,我会帮他理顺这些。我几乎跟那个年代台湾的所有导演合作过。
说到许鞍华,有一次她给我讲了好几个故事,问我哪个可以写成剧本。后来聊天,她讲起自己的故事,我问她,你为什么不拍你自己,你已经辜负了你讲的这些东西啦,光是十几岁才知道你妈妈是日本人已经可以吓到我。她说有一次和她妈妈去日本旅行,那边的亲戚讲话都看着她,她想,你们在讲我什么?那种感觉就像她妈妈当初嫁到广东人的家庭,听一家人说话听不懂,就怀疑说了她什么一样。后来她被我说服,我写了剧本,她拍了《客途秋恨》。
有时候站在编剧立场上面对优秀导演,去参与他的工作,把生命的某些阶段丢给他,变成他电影的一部分,我觉得是种快乐。另外,我写出一个剧本,导演几乎照着去拍,我好像也变成导演的一部分,那也是一种快乐。

我:于是后来你自己做了导演,导出《多桑》。
吴念真:我没有想过我要当导演,那对我来说很难。拍《多桑》是意外,我爸爸过世了,那种死亡让我很不舒服,我自责,觉得自己无能,要掩饰这些只能天天讲爸爸的笑话。他们就说,你讲那么多,要不要写下来?我就写,写完问侯孝贤要不要导?他那时忙着拍《戏梦人生》。我就想,自己的爸爸自己拍啦。万一不会拍,朋友们一定会帮忙。后来是侯孝贤当监制,但他几乎全部放手给我,只在开拍的头两天来看看画面,看看颜色,给我些建议。

我:杨德昌认为你是非常棒的演员,《一一》中的表演尤其精彩,你怎么看自己的演技?
吴念真:我最怕当演员,那是我最没把握的部分,我拍广告拍我自己的时候永远NG最多。杨德昌那时来找我说让我当男主角,我简直快吓死了。我说,你不要闹,真的不要闹,男主角要挑有票房的,我没有任何票房价值。他说,我剧本里的角色叫NJ是某一部分中年的你,你根本不用演,那就是你。我那时已经导演了第二部电影,正在想要不要继续拍电影,正是中年转折期,也是人生的转折,每天把自己搞得非常累。当然,杨德昌也知道,很多朋友遇到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去找吴念真。他认为我不会拒绝,什么事情弄到最后我都会说好了好了我来弄。我跟他说,你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再找我。我后来猜,他可能根本就没去找。
我看他写的《一一》的英文剧本,发现那个角色的心情我统统都理解。所以我才比较有把握跟他说,好吧,我来。这部电影里演得最好的其实是那个日本人,我跟他对戏的时候好开心,忘记了是在演戏。

我:如果有一天有个导演按照你现在的状态为你量身定做一个角色,你还演吗?
吴念真:最好还是不要啦。压力很大啊,没有把握。

我:说说你参与的“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吧,真地走遍了319个乡镇演戏给小孩子看?
吴念真:有一阵子,台湾的政治让大家很厌倦,我和几个朋友就讨论有没有什么事是与政治无关又能让大家开心的,可是他们一说就说得很精英,我反对。后来发现不管蓝绿谈到小孩子的话题都很高兴,好,如果做一件事情可以让小孩子笑,不是很好吗?就决定做舞台剧给孩子看。
台北的孩子什么都看得到,舞台剧票再贵他们的父母也买得起,于是大家商量到台湾的319个乡镇去免费演出。接下来越做越复杂,演出总不能搭很烂的舞台,好,效果就参照国家剧院的标准。重新制作舞台,还有演员、灯光、音响、发电机……每次出去演出都要装满几卡车。我们发动民间力量,号召大家十块一百块地募捐,还拉上企业,看看他们要捐给哪个乡镇,只要捐满35万台币就去演。其实,很多演出是亏本的,到外岛去,光是这些器材设备的运费就要几十万。没关系,大家再去募再来补。本来想用十年演遍319个乡镇,现在演了五年,到今年12月3日就已经完成计划了,很多乡镇还演过两场,民间的反应非常热烈。
现在大陆小孩子不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吗?这些戏是可以到大陆演的啦。 上个月,我们在北京演了一场,听说小朋友很喜欢。

我:到今年12月份以后,这个工程还继续吗?
吴念真:正在计划。很多地方要求再来演一次,我对此持反对意见,乡镇应该提出建议,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不要只是我们把城市里的想法丢到乡镇去。比如有些乡镇小孩子不多老人多,要不要改演歌仔戏?我们可以做到。

我:近期有何计划?
吴念真:今年年底我会拍一部电影,我做导演。我还答应中天电视台,他们和日本公司形成新公司,找到我问我想拍什么,我说我想拍《美满》(《这些人,那些事》中的一篇),那是个很有趣很坚韧的女性。我想拍这个,他们也接受。
今年年底那部电影源于台湾电视公司明年是五十年台庆,他们为此要拍台庆大戏,总经理看到这个Idea就不高兴了,说难道之前拍的都是小戏喽?他想让我拍个电影做个纪念,题材随便我选。我提了几个方案给他,他选了一个有关女工的。那些工厂里的女工真地是把青春耗尽,十几岁就去工厂,一辈子付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记住的是郭台铭这样的大老板,这群女工反而没被记住,那是一些寂寞的,无助的生命。我讲给这个方案给那个总经理听,看到他眼眶红红的。

我:《这些人,那些事》出版后反响这么好,是否会让你接下来又回到写作上?
吴念真:大概不会,这件事很难说。我有一天跟我的朋友讲,人生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许很多诺言,想做很多事。但到现在为止,我只要完成一件事,就是把爸爸妈妈赡养得很好,他们的身后事我也处理得很好,到现在把他们的骨头都收好了放好了,Ending,这个部分就很圆满。其他的,没有一样是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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