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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何伟: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  

2011-04-12 22:45:13|  分类: 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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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 - 波斯蜗牛 - 开始“何伟你好,我想向你提个问题。”座位过道上一直站着的一个中国小伙子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二层的《寻路中国》读者见面会上向该书作者彼得·海斯勒发问,何伟是彼得的中文名。小伙子兴奋地甩出一串英语,何伟用略带口音的流利中文对现场读者说:“我先给大家翻译一下他问了什么……”笑声四起,这种语言角色对换太有戏剧性了。事实上,曾任《纽约客》驻京记者并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及中国《读库》等撰稿的何伟这些年来的履迹与写作又何尝不是在向中国读者解读甚至“翻译”他们身处其中又未必熟悉的“另一个中国”?
在美国密苏里州小城哥伦比亚长大的何伟直到上大学时对遥远的中国仍没什么兴趣,没学过汉语,对中国历史也几无所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学专业是文学,后来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学的则是英国文学,喜欢海明威和杜鲁门·卡波特,理想是当个作家。
1994年的毕业旅行他去了捷克,在东欧转了一大圈,还跑到俄罗斯,那次行万里路的体验潜移默化地奠定了他未来的职业方向和生活轨迹。回忆起那段“在路上”的经历,他说:“我就是想多去一些国家,多看看这个世界,后来我从莫斯科坐火车去了北京。中国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有些朋友去过中国,他们告诉我,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很麻烦。”他到了北京,觉得那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人们的精神风貌、城市的环境对他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回国以后,他再次向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申请到发展中国家支教(读大学时他申请过一次,后因去牛津上学而放弃)。隔年他前往中国涪陵,为期两年,一边教书一边学汉语,就此开启长达十年的客居中国之旅,也衍生出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消失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
问世十年的《消失的江城》早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据说其中某个版本的封面上印着一行字:“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该书对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内陆小城民众生活与内心的种种显著或隐秘的变化有着生动刻画,而《甲骨文》则以拼贴方式将若干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中国人的经历进行新闻报道般的处理,籍此反思中国传统与文化变迁。到了《寻路中国》,何伟的关注视野更趋广阔,写作姿态也更扎实,长城沿线、京郊乡村与浙南工业区的写作对象选取耐人寻味。他与当地人交朋友,甚至一同生活一桌吃饭,共度开心时光共同解决问题,对写作素材的深入翻掘与对采访对象的长期接触确保该书内容如田野调查般严谨写实。这几本书以客观的“局外人”视角生动、真实反映中国社会现实,揭开今日中国神秘面纱,既有新闻报道的纪实性亦有文学作品笔触细腻的可读性,为他在西方评论界和读者中赢得颇多赞誉,使其跻身写作当代中国题材作品最重要的西方作者之列。
何伟上次到中国来还是北京奥运会期间,这次重回“故地”是应国际文学节之邀,加上《寻路中国》中文简体译本出版,日程紧张活动密集,马不停蹄地辗转于上海、北京、成都。何况,此番他的“行囊”中还多了一对刚刚九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好几年不大说中文,中文水平也变得糟糕了。”他无奈地表示,幸福和疲惫交织在一起。单向街活动那天是工作日,时间又排在午饭时段,可现场还是人满为患,“我没料到有这么多人,大家对《寻路中国》的热情让我惊讶,我本来以为中国读者未必愿意看一本老外写中国的书。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起码意味着我的读者不仅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他在回复我的邮件中如是说。
和中国的情缘是他总也说不完的话题。在涪陵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动也令他震撼,东西方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为人处事的差异无疑是绝好的写作素材,飞速变革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他当作家的想法。他记得初到涪陵时对当地的生活状况、方言乃至人情世故相当不适应,他拿着摄像机拍涪陵人的生活,只是记录并无恶意,却被粗暴对待至挨打,不过他对此能够理解,“他们可能以为我把贫穷落后的一面拍下来放给外国人看”。在美国的老师写信鼓励他写写涪陵,“他说很多美国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你应该写一本书介绍介绍,涪陵虽然偏远,但代表了今天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老百姓的想法也是中国人思想的一种缩影”。这种启发不仅催生了《消失的江城》,也确定了他之后的写作态度,远离北京、上海这样繁华而现代的大都市,从小城镇乃至乡村的普通中国人最细枝末节的生活写起,以小见大,籍此透视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我觉得要想用写作来介绍真实中国,最好是选择偏僻的地方,那里好做采访,小地方的中国人对我这样的老外更感兴趣,他们会告诉我很多,比较开诚布公。所以1999年我决定回中国,到北京当一个自由撰稿作家,为《纽约客》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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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已是何伟到中国的第五年,他觉得要更贴近、自由地了解中国社会,自驾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他决定考个中国驾照。《寻路中国》开篇,他这样写道:“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这本书便以他在驾校的学车经历为发端。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从驾校教练到汽车租赁公司老板,再到自驾出行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敌视的和友善的,搭车的和好奇的,都可以成为他接近、深入中国社会的途径。除了长着一幅典型的老外面孔,他在沿着长城轨迹驱车走走停停考察、采访的路上几乎和一个普通中国人没什么两样──挑便宜的旅馆住,吃饭和买东西会货比三家,偶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野外露营,面对淳朴的打车客和诡诈的无良商人都有一套,说他是个“中国通”并不夸张。
有位中国读者看了他的书之后问他,“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你了解中国吗?”“我觉得没什么人能真正了解中国,这跟美国一样,美国很复杂,今天的中国可能比美国还复杂。中国这么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这么快,各地的情况和方言也不同,怎么能被全面了解呢?”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清醒,“我和其他记者一样,都是选择某个选题,朝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向去写,这方面我或许有些了解,但对其他的就不太了解。”他觉得在中国待久了连看问题的方式也受到影响,看到贫穷和落后,并不会把这些想得那么简单,“我在涪陵有很多朋友,他们没有我的美国朋友有钱,但他们也会为生活负责,他们有他们的幽默感和生活方式,本质上和我们是相通的。”
    何伟的妻子张彤禾是华人,也是一位密切关注中国现实的记者、作家,他在浙江丽水采访的日子里,张彤禾正在广东东莞进行关于南方打工妹群体的采访。“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书就是彤禾写的书,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他承认写作本身是件孤独的事情,却对每当写完一些文字让妻子先睹为快提些意见的时光念念不忘,“她告诉我她看到什么,我告诉她我看到什么,我们的重点不一样”。
话题转回《寻路中国》,这是他的第三本书,却早于前两本先在中国内地出版,他强调自己关于中国题材的写作基础是在涪陵打下的,“那时候无论是我的学生还是同事、朋友都热心向我介绍中国的变化,他们会说到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我的很多学生和同事也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也关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考虑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写作,《寻路中国》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描摹与思考。“我想写出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到那些在公路沿线村落里的小孩子的命运,他们的未来和中国社会息息相关。”
《寻路中国》第一部分他开车沿着长城的路线走,穿越河北、山西、内蒙直到甘肃,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中国华北直到西部的风土人情在车窗外像纪录片一样展开,“旅行可以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于是该书第二部分记录了他在北京北边三岔村租住五六年的见闻,尽管他的写作有淡化个人情感的新闻写作特质,还是不可避免地对三岔的日渐没落,三岔人未来生活的不可预测报以忧虑。第三部分是书中写得最理性的,他将眼光投入到浙江南部小城丽水,那里是生气勃勃的经济热土,人们思维活跃,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人体会着成功的喜悦,更多的人默默品尝失败滋味。他认为想要完成如《寻路中国》这样的写作计划需要很多时间,“如果我只有几周可用,想要穿越中国或者去三岔和丽水深入采访将是很困难的事,那样的话这本书不会有任何深度。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样我才会发现人们生活的意义,发现他们对现实的关注,而这些都是我的写作所需要的”。
有人说写作是门遗憾的艺术,一部作品完成了出版了,接受公众评判,身为作者的何伟回过头去再看自己的作品是否有遗憾?“对于我已经出版的书,我没有任何遗憾,当然,我总是希望能做得更多,或者从中国学到更多东西。比如,我现在就很想写写关于年轻人教育的话题,可这是另一个领域的题材。”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或许是中文阅读水平还有待提高,“那样的话我就能读更多的报纸、资料,不过我不怎么读小说,我读得实在太慢,好在现在有很多好用的电脑软件,这让阅读中文对我来说变得更容易。”
在北京的活动现场,何伟向读者展示了不少他沿途拍摄的照片,有些照片简直就是他书中人物和故事的注解,为什么在书中却一张都见不到呢?“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照片放在书中会分散阅读注意力,我希望读者把焦点集中到我的文字上,对文字发挥想象。不用照片,也让我在描写人物和事件时努力斟酌文字。”他告诉我,拍那些照片是为了记录和研究而不是放在书里。
作家和记者这两重身份在何伟的身上结合得很好,但他似乎更认同自己的作家角色,“我就是一个纪实文学作家,因为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不是小说。这样的作家在美国有很多,我的老师就是。”他说以后仍然不会把关注焦点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太发达,跟农村的差距很大,并不能代表全面的中国,这是个问题”,而且京沪已经有太多关注,有太多人去写,“不需要我去写”。他很享受自由作家的状态,“我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是自己决定,对我来说自由最重要,如果我先去出版社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也许他们就不会给我出版。但当我写完书稿拿给他们,他们看了可能就会很感兴趣。”
离开上海和北京,何伟转战成都,当然,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涪陵,那是个留下他太多回忆和友情的地方。如今他们一家住在美国一个小镇上,“那里特别小,全城只有一个红绿灯”。纵然生活中多了两个需要抚养照顾的“小婴儿”,在紧凑的写作计划和忙碌的家庭生活中,他仍有余地写一篇关于尼泊尔的文章。他和妻子张彤禾轮换着外出采访,“幸运的是总有人帮助我们,所以一边居家一边写作也没什么难的。”他也试图调整采访安排,“比如我最近在做的一个调查,工作地点近得能让我当天出发当天再开车返家”。他不认为成家生女对他的写作有什么负面效应,“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个家庭是件好事,也许你变得更忙,但你也可以学着如何与孩子相处,孩子能够教会你很多事情”。
接下来,他们计划着要去埃及,“我怕自己一直写关于中国的东西显得题材太狭隘,我不能一辈子写一样的东西。”他说,他们大概会在埃及住上五六年,发掘一些选题,写本书。之后,他还是想回中国,回涪陵,还打算让两个女儿学汉语。“我只是打算去埃及,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计划。”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阿拉伯语,“慢慢地我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写什么。写作是难以预测的,我相信写关于埃及的作品将有别于我写中国的,希望我能把埃及的经历写得同样有趣、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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