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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写《茧》如换笔,艰难而必要

2016-7-20 20:51:34 阅读299 评论0 202016/07 July20

张悦然:写《茧》如换笔,艰难而必要 - 波斯蜗牛 - 开始
 






《茧》
张悦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长篇小说《誓鸟》在2006年问世的时候,张悦然已经写出了三部长篇,多部中短篇。那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的肯定,评论界的认可和众多读者的支持,令她被视为文学前途一片光明的八零后作家代表人物。此后,同时代的作家要么一部接一部地出书,不断扩大市场号召力,要么拥抱资本、涉足影视领域。与之相比,张悦然似乎安静了下来。
2016年初,随着长篇小说《茧》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张悦然的微博、豆瓣小站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读者们纷纷留言表达对这部新作的期待,对她目前写作状态的关注。“我会看这些留言,看到一直有读者在等待,就觉得很感动。”完成了《茧》的进一步修改、确定单行本封面方案后,只待新书出版的张悦然看上去笃定而释然。当初让写作的脚步慢下来,自有她的道理,“其实我这些年也没闲着啊。”她说,写短篇,编杂志书《鲤》,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老师,阅读和旅行,这些与文学的关系或远或近,都是一种积累。她坦言迟迟没有写长篇是遇到了困难,“说是十年磨一剑实在没意思”。
从爸爸的一段童年记忆里,张悦然获得能够带给她写作冲动的素材,斟酌出适合这个题材的叙事方式。她在《茧》中设置了李佳栖和程恭这两位八零后人物作为叙事主体,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逐渐拼贴、还原出跨越半世纪时光的李、程两家三代人的恩怨,用两条叙事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对于历经文革、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热潮等时代背景的人物精神脉络、情感走向的把握,特别是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世情冷暖的幽微刻画,都意味着她以这部新作实现了某种蜕变。历经这些年的反思、积淀、打磨,当作品中的人物还在命运之茧中迷惘,张悦然已从《茧》的构思和写作中对自己的文学之路有了抽丝剥茧般的清醒。
  
我:从上一个长篇《誓鸟》到新作《茧》,相隔十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写作的脚步慢了下来?
张悦然:写作上,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困难的时期,写得不顺利。之前我的青春文学写作有点像类型文学,风格虽然强烈,但会束缚发展,还是得从那种风格里面出来。我的这个选择当时令一些出版商失望,他们可能想把我培养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大的IP。但是,我的发展方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市场并不缺少巨大的IP啊。每个人心里的文学标准不一样,我要真地往那条路上走可能会失败。

我:具体到《茧》,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写了多久?
张悦然:写了大概五六年。构思长篇的时候,我喜欢先想个命题,然后带着命题生活、带着命题上路的感觉,之后文本也会不断变化。这种写作状态的坏处是过程比较慢,好处是这是个挺好的自我训练。《茧》成书是这个字数,但还有很多文字没有放在书里。以前我写过三个长篇小说,但我的写作并不职业化,我是通过《茧》的写作完成到职业作家的转变过程。

我:你之前的写作,不管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如何,都更像是在写自己。《茧》的写作虽然有很多你的童年经历为素材,但确实在努力记录时代变迁。
张悦然:《茧》里面是有很多我的个人经验,很多我童年的细节。不过整部小说完全站在虚构的立场上,这接近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一开始动笔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离我特别远,和我没有任何交集。写着写着发现,越来越多和我有关的细节被写进去了。

我:和你前面的长篇相比,《茧》的文字风格要趋于平实,很多对人物的刻画,世态炎凉的细节描写。那种人情世故的细微玄妙很难写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悦然:这对我来说特别难。写青春文学时的那种状态还是挺虚的,原来的写作,个人风格强烈,但过于抒情化,写着写着就跳到抒情模式里,有些题材那种风格是没有办法去写的。所以,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所以,写作上的这种转变就特别困难,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我:联想到书中人物的命运,《茧》这个书名还是很有深意的,这个名字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吗?
张悦然:以“茧”做书名是写到一小部分后定的,当时我就明确地想要这个书名。但写完之后,很多人建议我改名字。有人觉得这个书名特别抽象,有些拒绝读者。可是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的书名?长的书名里难道不是有一种对读者的邀请吗?像是一种表演和撒娇。
说起来,我的小说名字总是和动植物有关,加起来简直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葵花(《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樱桃之远》)、鲤鱼(《水仙已乘鲤鱼去》)、鸟(《誓鸟》),现在又是《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总是喜欢从一个意象出发,小说会围绕着这个意象建立。《茧》也是这样,它在中间,被文字包裹着。

我:书中写到,文革时,讲述者一方程恭的爷爷头上被钉了一根钉子,讲述者另一方李佳栖的爷爷有行凶嫌疑。可以说这根钉子引发的事件造成了两家三代人之间的恩怨,这个事件有原型吗? 
张悦然:确实如此,甚至有的人替我想书名都是围绕钉子去想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爸爸的记忆,事情就发生在我爸爸居住的医院大院,是他十几岁时发生的。1977年,我爸爸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篇(篇名就叫《钉子》),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很快他收到了被采用的来信,高兴得还和他的女友(也就是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来信告诉他,小说的基调太灰,没法采用。爸爸肯定感觉很沮丧,后来又写了好几篇小说,据他说调子也还是灰,也没发表过。再后来他毕业留校,之后我出生了,爸爸就再也没有写小说,《钉子》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想,那肯定是童年里对他触动最大的事情。他后来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得特别简要,没什么细节。好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过这个钉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老早地进入我的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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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为了这个故事的细节更丰富、更真实,你还做了哪些准备?
张悦然:我回去做了一些调查。那是我奶奶工作的医院,我爸爸和我姑姑都在那里长大,姑姑后来也成为医生。我通过姑姑找到医院的人,那个人给了我一份“档案”,是从档案上抄下来的一张纸,纸上记录了那个被迫害的植物人的一生。哪一年参军,哪一年转到医院,哪一年变成植物人,在医院里住了多少年,什么时候死的……我还了解到一点那页纸之外的内容,那个植物人的女儿被安排在医院工作,有点像《茧》中程恭姑姑的形象。我其实可以见到她,甚至去采访她,做更多工作,但我没去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作家在对真相的调查中,最终都迷失在真相里。我们总是觉得,真实的事情特别有力量,天然地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只要把真实还原出来,逻辑就是成立的,读者一定会接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对真实的调查到什么时候结束?哪些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才更重要。所以我就只有这一张纸的“档案”。
至于《茧》中写到的第三代,李佳栖和程恭,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原型,他们是怎样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把现实作为故事的开端,后面的虚构应该让它充分地和作者产生感情,然后由作者生发出来的。我觉得小说写作应该是这样的过程,而不是把现实硬装进来。

我:整部作品由李佳栖和程恭二人的讲述构成,他们的视角、讲述的事件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既有别,也有交叉和重叠,如何确定这样的叙事结构?
张悦然:确定叙事方式非常重要。如果选择了一个主题,叙事方式就决定你怎样去剪裁这个主题。开始写的时候,觉得很难找到叙述角度进入这个离我特别远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复杂,我不知道该用谁的视角和口吻来讲。也考虑过像福克纳那种很多个声部的写法,这样写的难度在于我要进入我父辈讲话的腔调,好处是随时可以把这个故事补得更清楚。
大概是2011年,我回济南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家属院过年。我在楼下看到很多小时候见过的人。那个卖报纸的还在那儿卖报纸,水果摊上帮着爸爸卖水果的少女已经变成一个中年女人,那一刻我觉得很恐怖,他们竟然还在那儿。有种感觉,好像是我把他们给抛弃了。所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童年的那个世界没有闭合,我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转。童年的世界好像就是平行世界,一直跟着我。这给我一个启发,我想要回到更远的时空,先要回到童年现场。所以我就返回了1993年这个时间点,我确定两个人分别讲述的叙事方式,跟我回到童年现场有关。那建立了一种重逢模式,从来没有离开的程恭和远走的李佳栖之间就是一个“我”和另一个“我”的关系,是两个“我”的重逢,一起去观望过往。建立这种叙事方式后,我会觉得这里“我们”的声音,一个是受害者的后代,一个是“凶手”的后代,他们一起看这个事件,会有一种和解的意味。

我:恕我直言,从读者角度,我还是觉得李佳栖那条线要写得更饱满、充沛,你认同我这样的感觉吗?
张悦然:可能因为李佳栖的生活更像我以前的方式,她对父亲的感情啊什么的,都是我熟悉的,所以写起来更顺手,特别自由,能放很多情感进去。程恭这条线,我必须得特别压着去写,这个角色比李佳栖要复杂和痛苦。也有人会觉得李佳栖不太真实,她缺少自己生活的部分,对父亲有追寻,却缺少自己生活的空间。程恭是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零零碎碎地经历一些事情,有很多地情绪变化。

我:这几天,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北京,你也参加了接待他的活动。说句题外话吧,你怎么看待中外作家间的这种交流,你觉得这样的交流收获如何?
张悦然: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能要说很多很多话才能真正进入特别实质的文学交流层面。每次交流的容量都还没把表面的话说完,就像盖着一层浮土一样,没有把浮土掸去,就看不到本质。这次奥兹来,在那种场合,他的回答依然是“我”在告诉你什么什么……的感觉。每个作家的表达风格是不一样的,上次托宾来,他讲很多怎么构思怎么去写小说,偏重小说创作的层面,挺有意思。昨天,我问了奥兹一个问题,他以前挺不喜欢契诃夫的,觉得契诃夫代表一种乡村的土气。我就问他,什么时候重新阅读契诃夫的,他说大概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忽然觉得契诃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好,比托尔斯泰也好。

我:你自己有类似的体验吗?
张悦然:如果要对应契诃夫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不同年龄阅读感受不同可能是鲁迅的作品吧。小时候对鲁迅的抗拒是因为那些文章来自课本,后来鲁迅的作品渐渐变成自己阅读的一部分,才真正能体会到他作为大师的魅力。

我:《茧》的细节、比喻,时有点睛之笔。书中李佳栖第一次见到程恭的植物人爷爷,问起老人的病情,程恭说,“他卡住了。就像一盘卡住的录像带,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这样的比喻是你灵感迸发产生的吗?
张悦然:我其实在最后的修改中删掉了很多这样的比喻,要是这样的地方太多,会使作品离开地面。但同时,我的写作特别地注重细节,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几处细节是读者读过后难以忘记的,那这部作品就还不够成功。

我: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强,读者群也比较固定,怎么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会改编成电影,我也会参与剧本的筹备。其实,我的作品的价值观大多不是很积极,而且我的作品里也有很多禁忌。很早就有人跟我谈过《十爱》里那些短篇的改编,也没结果,主要是价值观和基调的问题。现在是治愈、积极的写作基调泛滥的时代,跟我们当年青春文学热潮的基调不一样,那时还是有些撕裂和尖锐的东西。现在好像读者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我:到了你现在的年纪和状态,又刚刚完成这部长篇,写作是不是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
张悦然:是到另一个阶段了。坦率地说,也会有焦虑,是作为职业作家的一种焦虑。写作这条路特别长,虽然我做不到村上春树那种苦行僧般的写作,但也必须更多地去学习和努力。我觉得,女作家天然的短板是更多地靠一些感受去写,自己像容器,各种各样的东西进来,她盛住这些东西。现在我是要强迫自己去学习,因为这个容器的新陈代谢在变慢。我没法预估自己的文学生命有多长,延续文学生命,重要的还是要不断学习,阅读。

我:在大学里教课,面对讲台下的学生,和你面对电脑或稿纸写作反差很大吧?
张悦然:这个学期还好,下个学期我会有一门对本科生的公开课,需要比较多的备课工作。我一开始到人大的时候,还是有压力的。每次上课前都会在咖啡馆里,一边匆匆忙忙吃东西一边做PPT,感觉当老师的状态比当学生还手忙脚乱,有一种考试之前的感觉。渐渐地,我越来越适应这个角色了,这也是让自己多建立一些能够和外界交流和通气的窗口吧。

作者  | 2016-7-20 20:51:34 | 阅读(299) |评论(0) | 阅读全文>>

在光影中静默 在文字里聆听

2016-7-16 20:55:54 阅读16 评论0 162016/07 July16

今年欧洲杯期间,有几场球要凌晨三点爬起来看。我设定的手机闹铃,是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白》的主题音乐The End。小提琴响起,情绪和音量渐进,乐声中我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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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影迷,特别是像我这样对电影音乐还算留意的影迷来说,电影情节、人物命运,随片子结束便告一段落。在内心、耳边盘旋不去的,是其中的音乐。这些旋律可以冲出银幕,成为日常陪伴,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有些电影中无人声吟唱的纯音乐曲目,是我看书、写文章的极佳搭配。有音乐的存在,反而觉得环境安静。专事电影音乐研究与写作的香港作者罗展凤在《电影×音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8月版)自序《我的冷文学》中,提到她常常晚上听着基斯洛夫斯基御用电影配乐搭档普赖斯纳为《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与《十诫》所作的原声写作。读到这里,觉得看过她关于电影音乐的文章时有共鸣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初接触罗展凤的文字大概是十几年前,她在《看电影》杂志上开的专栏。记得那些密密麻麻很小字号排列的文章,信息量很大,每每对一部文艺青年奉为圭臬的艺术电影从音乐入手条分缕析,字里行间的执着和细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电影以及音乐的热爱。她是学中国现代文学出身,加之对电影音乐领域的这份热爱,笔下的解析自然富于个人情绪的流动和文学意味。那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易得的电影、音乐资源,读她的有些文章更多是长长见识,没法直接从观影中验证。现在,偶尔翻阅她的文字,找出提及的某部影片重看,是相当有趣的对照、破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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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音乐》是罗展凤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从读到她的这本书起,我才真正热衷搜集电影原声,专注于电影音乐的欣赏和对音乐背后种种玄机的探询。什么是电影音乐?这似乎对任何一位电影观众都不成其为问题。《音乐之声》中的《雪绒花》,《人证》中的《草帽歌》,《大话西游》中的《一生所爱》……都是电影音乐,观影过程自然包括对这些音乐的聆听。可是,电影音乐所蕴含的范畴,以及音乐能够延伸出的意境、思想,远不止是这些人们耳熟能详、与电影已融为一体的主题曲能涵盖的。“电影原声令人想起某部电影的时间标记,是它们让我们记得某年某月。听着带有意义的音乐,益发令人想起某个人某件事。那段日子,你与哪个人一起度过,一起分享过怎样的年月,一起看过哪部电影,说过怎样的话,多得原影原声捕捉了一份情意、一点记忆……”,出自《电影×音乐》自序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她这些年的研究、采访、写作的意旨所在。她在《电影×音乐》中流露出的观影口味还是挺多元的,对电影音乐的喜好也相对宽容。她会分析基斯洛夫斯基片中的音乐寓意,也试图探讨库布里克在电影中使用古典音乐的隐喻,作为香港人,她对港片电影音乐的梳理和透视很到位,写到了音乐在王家卫电影中的叙事意义。她也没有局限在小众、文艺的欧洲文艺电影中,像《教父》、《杀手莱昂》、《红磨坊》这样风靡全球的主流电影配乐她同样关注。  
好的电影音乐从来就不会仅与电影有关,也不只是意味着音乐和电影的附属,是有独立个性的艺术创作。随着罗展凤的写作,我意识到导演和电影配乐作曲者那种难以言传的默契如何可遇而不可求,一部出自基斯洛夫斯基、小津安二郎之手的内涵深远、哲思弥漫的电影,音乐可以起到怎样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也回过头去重新品味库布里克、科波拉乃至塔伦蒂诺那些脑洞大开、元气四散的电影中的肃穆、雄浑的古典音乐配乐是如何与情节构成强烈对比,助力戏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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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当年初涉电影音乐评论写作的罗展凤首先是影迷、电影音乐爱好者,她的写作在努力接近客观。但正如再中立的足球解说员也难免有所倾向,读她的文章还是能看出其观影、爱乐的好恶。比如基斯洛夫斯基和普赖斯纳这对搭档,是她怎么也写不尽的话题,也是她至今出版的每一本书的灵魂。在她的第二本书《流动的光影声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扉页,这样写着,“谨以此书纪念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lowski,1941—1996),他是我最钟爱的导演,没有他的电影与普列斯纳(Zbigniew Preisner)的音乐,大抵也没有我的电影音乐书写与研究”。与前作相比,这本书的内容一方面对于《电影×音乐》中未能写得更加尽兴的题目继续书写,另一方面也将写作对象聚焦到更多不同风格、更新近的电影及其配乐上,文字感觉要放松一些,感性成分也在增加。光影大师如基斯洛夫斯基、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的经典之作与《断背山》、《老男孩》、《麦兜故事》在电影音乐这个切入点上,在同一本书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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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罗展凤在大陆一共出了四本书(最新的《无常素描:追忆基耶斯洛夫斯基》我尚未见到),个人最喜欢第三本,《必要的静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这本书中记录了普赖斯纳、艾莲妮·卡兰德若、莫里科内、久石让、菲力普·格拉斯等12位世界级电影配乐音乐家的创作心得,其中多为罗展凤借助音乐家们到港台演出的机会进行的专访,也有演讲或群访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普赖斯纳的采访是作者唯一远赴波兰完成的,采访背后颇多际遇契合的戏剧性,最终得以完成,作者夙愿得偿,也是读者之福。罗展凤并无记者身份,而这些音乐家多是个性强烈、行色匆匆,所以书中采访往往伺机约定,难度可想而知。不过,罗展凤言谈举止的诚意,特别是一旦双方坐下来聊到电影音乐,采访对象们多会被触动以至接受吧。于是,从中我读到久石让的童心和幽默,菲力普·格拉斯的快言快语,卡兰德若人如其乐的细腻柔婉,特别是普赖斯纳对基斯洛夫斯基的怀念,以及对如今世界电影业态、电影配乐领域某些弊端的直陈,“(好莱坞)它们根本容不下任何艺术创作的空间,亦不会让你留下任何记忆。我希望可以在我的生命里远离这些阴影”,而他对电影配乐中所谓“静默”的留白是这样理解的,“要找到一段适当的音乐配置在电影里时,首先要考虑音乐与静默之间的恰当处理。我想音乐里最重要地方是静默的部分。就是音乐在出场前与出场后的空间”。我尤其乐于读每个访谈章节后的“小记”,记录访谈的缘起、约访的难易,访谈前后和过程中的花絮。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部分被有些读者诟病为追星心态,见仁见智,我反而觉得读过大师们对电影音乐的专业见地,再读“小记”别具趣味,是阅读节奏的调剂。可能我自己也有对这些大师及其作品的追星心态吧,又没有罗展凤那样的机会和勤奋,从书中读到就算过瘾。
时至今日,哪怕中国的电影市场火爆得一塌糊涂,各路热钱纷至沓来,在我目力所及,国内真正专注于电影音乐研究的作者和相关图书的出版仍然很少。这些话题更容易在诸如“豆瓣”这样文艺青年扎堆的地方找到生存空间,“电影音乐”等小组人气尚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罗展凤的研究与写作显得尤其难得。当一部电影结束,片尾字幕升起的一刻,无论结局是否让观者满意,有什么值得记住并持久不散?我想应该是电影音乐。任某一段电影音乐就那么在耳边陪伴着我们吧,眼前无关光影,心底却光影无限。

作者  | 2016-7-16 20:55:54 | 阅读(16) |评论(0) | 阅读全文>>

路内:小说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

2016-5-5 21:04:32 阅读90 评论0 52016/05 Ma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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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在《收获》上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起,路内的写作状态稳定而连贯,《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与《少年巴比伦》合称“追随三部曲”)《花街往事》等承载着七零后一代成长记忆、讲述江南小城青年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作品接连问世。十年来,路内以其笔下对“戴城”等地域背景的细腻描写和“路小路”等人物的生动刻画,呈现出小城青年群体的积极与沮丧、执着和迷惘。
今年初出版的《慈悲》是路内的第六个长篇,这一次他将写作视角放在父辈那代人身上。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下,围绕着国营化工厂展开的水生、根生、玉生等人物的工作、生活、情感,在时代变幻与运动冲击下,如何生长、灭亡,前行、起伏。与路内既往作品相比,《慈悲》写得文字简洁而情感克制,虽说那些人物的命运远比“追随三部曲”中的“路小路”们更为复杂、颠沛。对此,他在后记中写到,“《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言及有人评价“追随三部曲”中的青春热血炽烈情感是“砖头式”的小说,路内认为“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许,《慈悲》就是这样的小说,它印证着路内的写作更加从容、成熟。
前不久在广东顺德举行的2016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上,路内因《慈悲》获得“年度小说家奖”,现场的获奖感言中,路内说:“《慈悲》这部小说完成时,我比较悲观,认为它不会获得太多关注,一方面,是这个题材本身牵涉到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它究竟算是历史还是仍可被视为当下,我认为值得讨论;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小说作为一种故事的载体无疑也在经受着考验。”这种“悲观”与《慈悲》所获得的关注、评论、奖项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你曾对《慈悲》的命运有些悲观,事实上,这部作品被广泛关注,这很戏剧性,有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路内:确实是没想到。我好像一直和文学奖无缘,曾经拿过《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长篇新人奖,那是期刊的奖项。这是比较直观的感受。我很清楚《慈悲》的写法比较节制,不是很追求实验性的叙事,题材也限制在一个很“现实主义”的框架里。一般来说,文学界还是会提倡有高度的、文体或叙事上有突破性的作品。我自己感觉《慈悲》不是那种一望而去就锃亮闪耀的长篇,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故事,抗拒不了写它的欲望。结果如何也就不多考虑了。

我:《慈悲》的故事并不复杂,你也说过,小说写作仅仅有故事是不够的,那么,故事之外还需要什么?你的写作实现这样的要求了吗?
路内:按我的理解,写小说,故事之外太多其他要素了。叙述方法、作者的个人情怀(这个比较虚,文学上说起来应该是作者的内心活动和作品风格吧)、文学理念(作者承接哪一个系统的观念),或是广义的政治道德伦理。有一些是作家的自觉认知,有一些可能是文学批评范畴的。目前看来,过往的写作呈现了上述要素。但这并不稀奇,从批评角度怎么解析作者都是可以的。上述要素是否符合我的要求才是重要的,我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

我:“追随三部曲”写到的时代和人物、场景是你亲历或熟悉的,到了《花街往事》,一开头就写“文革”武斗,那不是你经历过的时代,《慈悲》中的很多时代背景与细节也是如此,写到这些会不会有些忐忑?
路内:写《花街往事》的时候有点没把握。那部小说和《慈悲》很不一样,写得比较细,每章视角转换为的是更好呈现时代特质。写《慈悲》的时候,相对淡化了对于时代特质的各种描写,主要考量人物和事件逻辑。这种写法对细节要求不太高,对人物塑造和故事环节有要求。写作难点转换了。

我:《慈悲》中的场景描写和人物内心刻画笔墨不多,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扬长避短?
路内:写太长太细腻的话,从写作角度我担心它会崩溃掉,变得臃肿不堪。扬长倒是未必,惭愧。

我:这几天重读《花街往事》,觉得文字是绵密、热烈的,《慈悲》则情绪化的东西很少,不动声色地讲故事,这样的方式是自然形成还是有意为之?
路内:让我按《花街往事》的写法再写一部长篇,我肯定觉得没意思,没有那样的写作动力。相较之下,《慈悲》之前的长篇,《天使坠落在哪里》写得更加荒诞,第一人称视角满嘴跑火车,为的是达到我预想中的效果。《慈悲》的故事题材不太适合用热烈、绵密、荒诞的叙事手法,它似乎先天地就应该是这样。所谓“人物会自行选择命运”这个说法被安利得很多,其实是作者内心的另一个维度,参照这个说法,小说似乎也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

我:同意。文字克制简洁的同时,感觉《慈悲》又是颇多隐喻、意味深长的作品,比如106页,根生越狱路上遇到那位和尚,还有他们之间的对话,其中承载着你怎样的想法?
路内:那像一个梦。一个人越狱逃走,本来应该隐名埋姓、浪迹天涯,但根生只想回家。那如何能回得了家?回家是人的天性,逃也是人的天性,他夹在这两者之间,最后只想死,可是他也并不是真的有这个决心。那种彷徨无法从中解脱。和尚说回头是岸,可是你向哪里回去呢?人的困境如此,历史似乎也是,如果不向前走,倒退回哪里才是岸。最后所谓的回头还是向前走出去。

我:如你在“后记”所言,这是一本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我注意到书里的“反面”人物宿小东,到最后也没事,而几个善良的人物不得善终。另一方面,这反倒体现出现实的残酷来,这也是你对现实的一种理解吧?
路内:写这个小说也不是要呈现“善有善报”或者“善无善报”这么简陋的理念,写的时候没考虑这些。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宿小东是有代表性的一类人。个人的复仇也没什么意义,它只会使人丧失尊严。但这还不够残酷,真正的残酷是那些善良的人都疯了。我想我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小说高度的理解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我:我很喜欢你关于“追随三部曲”是“砖头”而《慈悲》是“刀子”这个比喻,所以,不动声色的残酷可能更有杀伤力?
路内:呃,也不见得。小说很多元化的。有些小说在戏谑和反讽中呈现残酷,有些小说更多描写人物心理,很细腻地一层层剥开那个残忍的核心。《慈悲》是我采纳了这么一种方式,也许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呈现得很好,但对我来说既然已经写完了,就只有这么一种必然选择了。

我:从最初多少带些自传色彩的“追随三部曲”到现在,就写作题材来说,你的写作中“本色”的成分越来越少,这是不是可以视为你写作路径进入一个新阶段?
路内:我自己其实没想过,但是被这么评价了,也会顺着想一想。比如2012年和2013年出版新书都曾经被人说过转型。后来似乎又觉得我没转型,把话收回了。总之不太可信。好在我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我会对写作题材和方法更挑剔些,但是否又会写到个人色彩的作品,难说。个人色彩并不是坏事,作家表达个人照说应该是他的本分之一。

我:我看过网上你的一个采访,你并不认同“转型”这样的说法,你觉得你在写作上是个顺其自然的人吗?有没有野心,体现在哪里?
路内:我们总是被言辞所耽误,有可能别人说的也就是一个大概的意思,而作家会在词上钻牛角尖。但这个自觉度也是好事,我觉得“转型”是个商业或者娱乐业的用词。写作本身有自然的一部分,但如果天分不是特别高的话,最好还是不要顺着走,逆向也可以是一个正确的姿态。文学野心当然有,它和世俗野心之间有差别的,文学野心会促使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大概也就体现在这里吧,写得更好。够得上某种标准,尽管我没法具体说出标准是什么。

我:每一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谓的文学师承,你也曾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好奇的是,你怎么看待文学师承这件事,写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也成为前进的某种羁绊?
路内:原则上肯定都有师承,这是把文学纳入人类总体文明的做法,毕竟它也不可能例外。物质上我们在使用电灯就是享受到了爱迪生的发明。但是好的作家是有自我发育的过程的,他不仅仅是“使用”电灯。在写作的过程中这种羁绊会自然越过。思想界也有师承,有时候会突然产生断裂,某某大师和某某大师决裂了之类的事情。如果没有师承,文学会是个非常乏味的东西,仅限于讲一些听到看到的故事。

我:这些年你工作生活在上海,什么时候以上海为题材写一部小说呢?
路内:不是很有兴趣,写成长篇有难度。以城市为根基作诉求的长篇小说应该由这个地方的原住民来写。好在小说并不是必然要求以某个地域为蓝本来写的,并不必然要表达一种地域的情怀。

我:对你来说,写作是兴趣,上瘾,但未必是谋生之道,这种写作其实更纯粹,压力更小些?
路内:不不!现在已然是谋生之道了。如果不让我写,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抑郁。我并没找到更合适的道路,看这个样子还得继续写下去。如果写得差了,压力还是会很大。但你提醒得对的,我应该放松些。

我:说说最近被提到比较多的关于你的一则新闻吧——改编一部自己还未出版的小说,当导演执导这部电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自己导演一部电影的?这和当初动笔写小说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路内:没想过。2月份中青新影的制片人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导演,我一口拒绝了。但是对方耐心比我好,劝了我很久。后来想想,也可以尝试一下,拍一拍自己的某个小说。我还算会写电影剧本。做导演和写小说非常不一样,写作是个人的事情,形式上很简单;导演是形式最复杂的,有时候像艺术家,有时候像厂长。我爱看电影,有时候会对某部电影做出不同的设想,也许我只有局部的梦,没有整体的梦。

我:之所以选一部未曾出版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不是也有怕读者看了小说先入为主的考虑?
路内: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凡是从小说改编的,只有极少数票房成绩能有利润,比如《烈日灼心》。《归来》不知道算不算。我比较一厢情愿地认为,还没出版就意味着没有原著。希望票房能好一点,让我有机会能多导几部电影。

我:你在华语传媒盛典现场发现自己可以听懂台上表演者说的粤语,说是拜当年听了太多香港流行歌曲所赐。这两年不少电影都用一首承载时代记忆的歌曲帮助观众穿越,像贾樟柯就老这么干,还有《港?》里也是。你觉得在小说写作上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路内:小说的那个语境有点像电影音乐。小说写作是制造一个总体的氛围,在这个场域之内产生一些变化。写作视角、叙事节奏和语调、题材和素材,人物的关照都在呈现作者所要的效果。这也不应该是堆砌,还会出现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要讲的东西并不在字面上。
路内:小说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 - 波斯蜗牛 - 开始
 






《慈悲》
路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作者  | 2016-5-5 21:04:32 | 阅读(90) |评论(0) | 阅读全文>>

梁鸿:无法从“梁庄”疏离 但可以旁观“吴镇”

2016-4-29 9:08:04 阅读43 评论0 292016/04 Apr29

梁鸿:无法从“梁庄”疏离 但可以旁观“吴镇” - 波斯蜗牛 - 开始







《神圣家族》
 梁鸿著
 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在2010年出版《中国在梁庄》之前,梁鸿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思潮的青年学者、评论家。以梁鸿的叙写和人物口述记录她的故乡“梁庄”现状、乡民个人际遇的《中国在梁庄》问世之后,评论界、读者中有了不小的反响,也引发一些对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的忧思和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议论。这本书连同此后的《出梁庄记》给梁鸿带来一系列荣誉和更多关注,诸如“非虚构写作”“乡土中国记录者”之类标签就此同她联系在一起。
梁鸿的新书《神圣家族》仍然是写乡土的,只不过聚焦范围从故乡“梁庄”转到她时时经过、短暂逗留的“吴镇”。她用小说般的笔法写出发生在吴镇的十二个故事,那些人物就在这虚实相间的文字里上演着悲喜剧。2016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梁鸿在《神圣家族》新书发布会上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谈起创作这部新作的心得,“我每次回梁庄,会去吴镇上的哥哥家。无事就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也去赶集,慢慢走过一个个商铺一个个小摊贩,和别人挤着,心里充满奇异的感觉。有一天我就想,为什么不写这些人呢?”她把这个想法和《上海文学》的编辑、作家金宇澄说了,对方鼓励加约稿,栏目名为“云下吴镇”的一组文章就这么陆续发表了。“云下吴镇”也是这本新作最初的书名,《神圣家族》这个名字还是李敬泽给改的,“《云下吴镇》未免小清新一点,在基督教背景里‘神圣家族’是有特殊含义的,读过这本书就能理解,实际上梁鸿在书里也是写了这样一些‘神圣家族’的人。他们不是被供在庙堂上,而是流浪在乡野里。”李敬泽这样解释。 
接受我的采访时,梁鸿坦言《神圣家族》的写作更随性,试着用看似轻松的方式来勾勒一种乡土现实,只讲述,不评判。所有的触动和结论,都让读者自己体会和得出。

我:在“非虚构写作”这个提法出现之前,这样的写作已经存在了。这几年,包括你在内的国内非虚构写作者及其作品,连同美国人何伟、欧逸文们的非虚构写作,经出版社的积极推动,被更多读者接触、认同,说是形成一阵非虚构写作出版与阅读的热潮也不为过。你分析过产生这种热潮的原因吗?
梁鸿: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非虚构写作的流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人们的文化素养同以前相比有很大提高,人们并不是不懂文学,为什么还喜欢看以真实面目出现的非虚构文字?我不是说非虚构写作就不文学,而是说,这样的写作相对于那些稍微远离现实的文学感觉上离现实近一些。可能生活在这样令人眼花缭乱、支离破碎的真实之中,人们更需要一个确定的真实?这是宏观的原因。还有个更具体的原因,乡村,本来就是埋藏在很多中国人心里的块垒,难以释怀,那些关于乡村的非虚构写作把读者心中的这些情绪激发了出来。

我: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位主要写作非虚构作品的作家,她的获奖曾引发过非虚构写作是不是文学的争议,最终诺奖还是给了她,这也算是对非虚构写作的某种肯定吧?
梁鸿:诺贝尔文学奖毕竟还是有全球文学风向标的意义。不管是出于人道主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是因为文学本身,诺奖肯定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写作方式,承认这是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写这些非虚构作品时所付出的努力,她的勇气和坚持,值得肯定。她作品中的思想能引起读者更多思考,那种多声部的写法对我很有启发。

我:你在《神圣家族》中写到的“吴镇”和你笔下的“梁庄”不止是讲述方式不同,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差异。你在《神圣家族》首发式上也说起,这次的写作不像写“梁庄”那么宏观,而是更侧重写具体的人和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都要更随性一些?
梁鸿:是的,我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划,动笔之前我要去哪些地方,拜访哪些人。而写《神圣家族》,我常常是写着写着,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人物,哎,就写下去了。计划性没有那么强,索性让自己放手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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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本新书的写作或许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素材来源和写作方式都不成问题。你之前更多是做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李敬泽也在和你的对话中提到,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写小说总是不太对劲。换个角度来说,一个评论家写小说,就像一个运动员自己当裁判,这重评论家身份会不会给你这样的写作带来顾虑?
梁鸿:我是个在写作时基本上能够摒弃文学理论的人,当然完全遮蔽掉文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在写作时,我跟笔下人物感觉离得很近,那时我不是作家也不是批评家,好像我就是我写到的那个地方的人,在我笔下人物面前蹲着,不管我对这个人物是爱是憎恶还是戏谑,都是和人物在一起。当你真正沉浸到笔下人物的世界中,左右你怎么写的,不是作家身份或者你的文学理论,而是你跟那个人物的关系。他会怎么在你面前呈现,你怎么去理解他,这些更重要。
不过,我的文学理论对写作多少是有影响的,也许这部作品没受什么影响,可能下一部作品,如果我要写一群知识分子,那我的理论就有影响了。其实每位作者都有多重身份。我每次回老家,根本不是现在的打扮,会穿得特别舒服,走在家乡的街道上,特别能够融入,充满好奇地观察每一个人。

我:“梁庄”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吴镇”是你常常经过和短暂停留的地方,身在其中和旁观者,两种不同视角对你如何叙述和表现“梁庄”和“吴镇”有怎样的影响?
梁鸿:影响应该会有吧。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我无法把自己从写作中完全疏离出去。那是“我”回乡的所见所闻,线索是“我”带着读者到梁庄去,必然掺杂个人情感。所以有人觉得我关于梁庄的写作带有太多的个人情绪,这是没办法的事。那不是个普通的村庄,我也是梁庄的一部分,做不到摈弃情感去写。写《神圣家族》的时候,我更像个好奇的孩子,在旁边看着“吴镇”,欣赏镇上的众生相。那些人物的快乐和苦难和我是有距离的,是天然的疏离。可能从文本上看,《神圣家族》更加文学化,但回过头想想,我也没有投入那么大的情感。我对吴镇的爱,不是对梁庄那种撕心裂肺的爱。

我:《神圣家族》中写到了几位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小镇人物在精神上的苦闷,之前你在《中国在梁庄》“后记”中提到你的二姐是文学青年,但现实让她不能继续梦想。这些有些思想、有些文艺想法的年轻人,在乡村生活中往往有着比物质生活匮乏更多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梁鸿:我十五岁读师范,那时候喜欢文学嘛,就觉得喜欢文学的孩子往往过得不太好,梦想实现不了就会很苦闷。那些更有想法的年轻人,对这个社会的反应更敏感。而所谓的失败者,就是对这个社会有更多想法更多感触的人。如果你很快适应了社会,适应了规则,就无所谓失败。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人物叫明亮,他从稍微上扬的人生梦想,到后来完全挫败。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吧,哪怕你过得很好,也有梦想挫败的时候。这倒不是在写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人的普遍情怀。在整个小镇的生态里,这些有文化的人确实是格格不入的。

我:在这本书的有些篇目里——《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到第二条河去游泳》,里面有些描写很有超现实意味,比如少年阿清躲在树上时间久了,几乎成了“树人”,在河里游泳的女子看到那么多的人生故事,等等。为什么书写乡土生活的时候要这么处理?
梁鸿:我本人特别喜欢《到第二条河去游泳》这一篇,写了一个想要自杀的女性,跳到吴镇的另一条河里。这两年农村的自杀现象非常多,但大家谈论起这个问题时的观点太多,我不想再去多写什么观点。就像我现在也不想再参加什么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这一篇也许读者感觉有超现实的味道,可我觉得特别真实。一个农村妇女可以没有那么多理由就去自杀,这里写的人物,她母亲投河自杀了,所以她也想去死。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是个我听来的故事,当然写法是我自己的。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震惊,可谈者说起来谈笑风生。我通过特别内化的基调去写这样的死亡,所以给人超现实的感觉。

我:城市化进程除了对乡村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有所影响,对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有很大冲击,书中《肉头》那篇写到镇上的飞短流长,用文中一句话概括,“这吴镇啊,早就烂透了。都没一点儿道德,说跟谁好就好了”,这种传统伦理道德的崩坏也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吗?
梁鸿:我写这些,是想表达小镇生活的不同方面,热气腾腾又乌七八糟,伦理在他们那儿就是闲聊的谈资,而不是乡村社会中对伦理的某种干预。这种闲聊,无所指,对当事人也没什么伤害,却形成漩涡般的效应。其实,整个小镇社会都没有特别大的伦理根基,像无聊的无底洞一样。

我:书中人物的一些遭遇引人深思今日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的养老、婚恋、精神文化消费、政府举措与农民利益冲突等问题,特别是《许家亮盖屋》中还写到了上访和截访,这样直面现实的写作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吧?
梁鸿:我写人物的生活,而不是把写作焦点放到反应社会矛盾上。我只是想把人物的生存状态写出来,至于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原因使他这样,让读者自己去感知吧。《到第二条河去游泳》虽然是写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但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写自杀本身,这个词都没有出现。我要把人物和事件推在前面,吴镇只是个背景。对我而言这是更鲜活更自由的表达,至于这种写作是不是更文学化了,并不重要。

我:这时候,所谓文学化,更像是个容器,你往这种文学化的容器里装什么,是另一回事。
梁鸿:那当然,所有的文学表现形式都是容器。你装进去的,不管是现实还是超现实,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甚至是科幻的,《火星救援》还是《星际穿越》,归根结底反映的还是人类普遍的情感。

我:书中有个细节,最后一个故事《好人蓝伟》的最后一句,“他摸黑跑进屋里,找出毅志给他的笔,写下了第一句话:‘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这分明与全书的第一句话相呼应,有什么深意吗?
梁鸿:实际上这个结尾我早就写出来了,它不管是出自书中哪个人物之口,我都会把这句话写出来。我觉得吴镇上人们的故事就好像生活中的一个圆一样,无始无终。

我:文艺理论著作、非虚构写作、再到《神圣家族》的写作,完全是以三种面貌呈现,这对于一位写作者来说应该是件过瘾的事。
梁鸿:是挺过瘾。我是个不太循规蹈矩的人,小时候我就没有什么规则,读硕士的时候我是个自由派,读博士我还是自由派。我的头脑中天然就没有规则,在这样的状况下长大,现在看是好事情。

我:你在《中国在梁庄》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里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我也曾听到北京土生土长的朋友说起,每逢春节特别羡慕那些有老家可回的外乡人。所以啊,有个故乡可以不时回去看看挺幸福的。
梁鸿:这本身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从人类的普遍情感来说,有个老家偶尔回去,像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是非常幸福的。但面对老家,会有很多让人失望和难过的地方,也包括外人对老家的批判。这种矛盾,我们不用把它理解成所谓怀旧,就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情感。在中国,可能面对的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我为什么特别抗拒“乡愁”之类的提法,甚至在接受采访或者写文章时都避开这个词,就是因为这个词太情绪化,没有什么意义。

我:《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的人物命运其实是动态的,书出版后,他们在现实中的故事还在延续,你对他们还有后续的关注吗?会不会继续写下他们的故事?
梁鸿: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有些“梁庄”人物,谁发生什么事了,谁去世了,乡亲们都会告诉我。可能过十年二十年,我再写一本“梁庄”,也可能再也不会写。梁庄在我的脑海里是一直存在的,我肯定还会不断回去。这是长期的、持续的关注,所有梁庄人的生生死死都在我的脑子里。对于梁庄,我不是有意识地去取材,当年就是突然想回家了,想写了。不过动笔之后才发现后面有这么多的事情。写吴镇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的故事太有趣了,写到《肉头》这一篇,我一想到那些飞短流长的场景,就感觉充满了趣味。

我:从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到非虚构写作,再到这次《神圣家族》中的写法,感觉上你的写作越来越和大众关联,这也代表着你未来的某种写作方向吧?
梁鸿:文学写作是很诱人的事情,既艰辛又充满趣味,以后我肯定还是要写,相当一部分时间会放在创作上。学术写作当然也有趣味,但那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对我来说,文学写作更有挑战性,有非常“邪恶”的诱惑力。当你创造出一个人物,一句对话,那种喜悦是其他的快乐无法比拟的。学术上的思考可能要更精粹一些,是更艰难的抵达,但那是理性的快乐。 

作者  | 2016-4-29 9:08:04 | 阅读(43) |评论(0) | 阅读全文>>

我的2015读书印象记

2015-12-26 18:13:07 阅读77 评论0 262015/12 Dec26

2015年披着雾霾做脚踏祥云状踱步而去。这一年不比以前好多少,也没怎么更坏。时光越来越显出流水般不紧不慢和不可阻挡,让这一年的得到与失去,快乐和悲伤,顺溜或拧巴,都随之远遁。除了明目张胆地添岁数和默默长肉,我没什么长进,跳槽和创业都是同行、朋友们的传说。只有看书,这延续三十多年的习惯,继续作为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矫情点儿说,手机关了,不用微信微博,也能活。可要是接连几天没看书,或是不写几句什么,就烦躁。
这一年里,以拆包装、翻页为准,我经手的新书平均下来每天一本是有的。其中大多是我有的放矢,在收到或买到前,已对作者、出版方乃至编辑有了大概了解。所以,我不大能列出所谓“烂书”,连“失望之书”都少。以下罗列的十几本书大多是文学作品,选自今年所读几十本书中。有些并非坊间热门,但也没到曲高和寡的小众程度。只能说,这些书我读了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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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背藏身:徐皓峰武侠短篇集》
徐皓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因口述回忆《逝去的武林》初识徐皓峰,其后他的所有书我几乎都读过。新导的电影《师父》也看了,挺好。不过,觉得他的电影不如他的小说,他的长篇不如他的短篇和中篇,这本《刀背藏身》就是他的武侠小说集,说是武林小说集更合适。他的文字总有那种打磨过的意味,可是不突兀。金句和幽默感都比较含蓄,有气场。当然,他写的最好的是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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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人文版)》
[波兰]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丹尼尔·米热林斯基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就算没当爹,这本书我也会关注、喜欢。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地图》是开放式的,从任何一页读起都有乐趣。它是本地图册、亲子共读绘本,也是包括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民俗艺术美食物产的普及读物,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旅行指南、看图识物、纸上童话、走迷宫、连连看……总之是令我这样的读者一边从中重温儿时看《十万个为什么》、《丁丁历险记》似的阅读之乐,一边暗暗对今天的小读者羡慕嫉妒——我小时候怎么没看到这么好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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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斜的女孩》
冯索瓦·史奇顿、贝涅·彼特著
徐婉扬、刘洁婧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这是“朦胧城市”系列漫画的一本,事实上,已出的另一本《巨塔》也很赞。由比利时和法国两位艺术家创作的这本《倾斜的女孩》,从故事到结构到画面质感都有别于我印象中的日本漫画和美式的超级英雄漫画。时空交错、意外事件推动情节进展,这些套路不算新鲜,但作者的设置比较用心,图画风格有点古典插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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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故事集》
赵松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对赵松这本书的好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同样生长在如抚顺一样的东北计划经济大工业时代的小城。我也有在大型工业企业生活区度过的童年,从家中长辈到儿时玩伴,以及耳闻目睹道听途说的种种庸常琐碎流水时光中的所谓奇人异事,都不难从《抚顺故事集》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共鸣。那些厂房、烟囱,冰天雪地里的画面和气息,淹没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大潮中的卑微个体,于我实在熟悉不过。哪怕赵松的文字平实、从容、克制,我还是在阅读过程中几度产生代入感,穿行在书中的场景,旁观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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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耍猴人》
马宏杰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书中一部分文字早在《读库》上读过,看完全书,触动依然。作者(拍摄者)马宏杰把多年对河南乡村耍猴人群体的拍摄与记录以生动、详细、冷静的图片和文字呈现出来,不止介绍了猴戏这一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街头卖艺方式,更对神秘、隐蔽的耍猴人群体的来处、流动范围、生活细节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日益丰富的娱乐方式背景下面临的艰难处境有所体察。他的镜头如实记录着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代耍猴人的故事,也是对中国社会底层境遇的一种关切和反映。而书中人类社会世态炎凉,和人与猴之间的相处,两相对照引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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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
宋以朗著
陈晓勤整理
花城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还记得采访宋以朗时他信手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展开的张爱玲照片、傅雷亲笔信。他不是文坛中人,其父辈和钱锺书、杨绛、傅雷、张爱玲等人的友情与交往留下一大批书信、日记、手稿,他在父母离世后接手张爱玲手稿等遗物的整理、出版事宜,埋首故纸堆,这是这本源自书信、公开文献出版物和记忆碎片的“另类”传记的源头。书中以最大篇幅写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几乎每处判断都有出处,对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写作走向、作品创作背景乃至文中人物的现实映照和含蓄隐喻都有说明,藉此既可领略彼时学界、文坛名家的掌故轶事,也能对他们的治学和写作成就有更为客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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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的,生活:与卢西安·弗洛伊德共进早餐》
[英]乔迪·格雷格著
屠珀译
新星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在今年的艺术类图书中,这是一本非常不应该被忽略的、有料的、好看的、八卦精神贯穿始终的艺术家传记。作为英国乃至世界艺术界最为重要的表现派画家之一,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但是各方对他作品的种种质疑、争议之声也从未消停。英国记者格雷格既是卢西安的追随者也是采访者,在画家最后十年余生中,格雷格以耐心和专业素养逐渐得到这位个性张扬、抗拒被人做传的艺术家的信任,大量的采访、对话保证了这本传记在对传主一生经历特别是艺术追求的讲述上的客观与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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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颜歌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这几年,我或多或少读了一些八零后作者的作品,其中自然不乏亮点,有些更是初现成熟的端倪,颜歌及其近作即在其列。在这本书中的几个中篇之前,她已创作了若干篇以四川小镇“平乐镇”为背景的小说,这本书中五个中篇的故事发生地也在那里。这些故事讲述了小镇少年蓬勃而艰难的成长、市井男女的情感纠葛,也有老年人夕阳无限好背后的无奈忧伤,都是日常点滴,波澜起伏全凭作者对人物语言和内心世界的生动描摹。除却作品中扑面而来的蜀地风土人情,人物对白的四川方言味道也为这些小说平添几分呼之欲出的活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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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中洲》
[英]艾伦·李著
黄丽媛、李佳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抱着一本书排在长队里等着作者签名,这种经历久违了,今年仅此一次,就是为了《纸上中洲》。英国插画大师艾伦·李把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视觉魅力凝聚在这本书里,包含150余幅素描及设定图,包括未面世的《指环王》电影概念原稿和专为此书所作的新作。擅长水彩与铅笔素描、酷爱西方神话和奇幻作品的艾伦·李用飘逸、细腻、神秘的笔触勾勒出活灵活现的中洲山川风物、各色人间与仙界的人物,这些插画既与托尔金大神的作品气质契合,也有着延续欧洲古典神话韵味的独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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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美]安东尼·多尔著
高环宇译
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500多页,字号有点小,读起来不能说如何扣人心弦,但也不枯燥难熬。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已读完试读本,当时就觉得,这是一本慢热的、需要耐心的、不易向他人陈述其好的书。这本长篇小说以二战为背景,叙事节奏从容得有点缓慢,对战争的正面描写也有限,或许要到读过几十页之后才能真切感受到作品的魅力,之前付出的耐心是值得的。作者的笔触指向战争中的个体命运,聚焦在法国小城中的失明女孩玛丽洛尔和德国二等兵维尔纳身上,以这两个人物的视角,两条叙事线索在偶有交错、跳跃的时间轴上展开。读到这本书的最后几十页,结局的悬念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也许就算认识到那么多人性的善意和精神世界的美好,我们在现实中仍然会错过、忽略乃至干脆视而不见更多的光芒。希望我们尽早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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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民的自白》
[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著
余泽民译
译林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马洛伊·山多尔这位匈牙利大作家一生颠沛,留下大量文学作品。此番译林社推出的三部马洛伊作品中译本均直接译自匈牙利原文,可以说三部都值得推荐。读《一个市民的自白》并不困难,因为文字流畅好看,但也快不起来,因为信息量大,细节无限。作者以细腻、诗意而不乏忧伤的笔触从容、平静地驾驭着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大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地域范围,还有那些镌刻在他记忆深处的人物和故事,特别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匈牙利市民阶层(作者笔下的“市民”指当时匈牙利的贵族、名流、中产者们)生活图景的描述尤为生动传神。书中以第一人称回顾并细述主人公“我”的家族史、童年往事,一直写到他成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故土流亡欧洲多个国家的经历。马洛伊对于他的故乡、成长记忆,他所面对的世界的动荡、人性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爱情、亲情等关系的多变,都有独立、悲悯、深邃的观察和表达。上一次读到这样绵密细致的文字和文字背后流动的情感,还是从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回忆性作品《河畔小城》那里,这样的阅读无法时时拥有,又温暖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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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本拿书遮脸的著名封面相比,我更喜欢stoner这版的封面)
《斯通纳》
[美] 约翰·威廉斯著
杨向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据说是封面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我半年前读完了《斯通纳》试读本,到年末才收到正式样书。估计半个世纪前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作者约翰·威廉斯没料到他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后的遭遇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颇有暗合之处。书中讲述了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农家子弟斯通纳的一生——到城市求学、留校任教、跻身学术圈,娶妻、生女、染疾离世……这像是农村包围城市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典型,但斯通纳的追求不止于此,终其一生,他都在精神自由与现实桎梏间纠结。“威廉·斯通纳是1910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这是《斯通纳》第一页第一段的句子,作者从一开始就无意在雕琢情节和设置悬念上耗神,换句话说,关于斯通纳,最大的悬念不是他的生或者死,而是他如何度过这之间的几十年。本质上,斯通纳是个内心纯良的人,有农家子弟的单纯和质朴,身在高校的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但他又是个有些懦弱、怯于逃避的人,在心知肚明与无能为力中内心交战,怀揣着理想在现实世界慢慢沦陷。
“他观察自己时,就像一个熟悉得有些古怪的陌生人在做着熟悉得有些古怪的事情,自己不得不做。这是一种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应该遭受其困扰,但他已经麻木,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事很重要。他已经四十二岁,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事物。”中年的斯通纳在似水流年中载浮载沉,这样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很是契合包括我自己在内心有不甘的中年人,这是这部小说用以跨越时间指向经典的力量之一吧。

作者  | 2015-12-26 18:13:07 | 阅读(77) |评论(0) | 阅读全文>>

斯通纳:一个没有堂吉诃德的桑乔

2015-12-26 17:58:56 阅读126 评论0 262015/12 Dec26

斯通纳:一个没有堂吉诃德的桑乔 - 波斯蜗牛 - 开始






《斯通纳》
[美]约翰·威廉斯著
杨向荣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五十年前《斯通纳》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作者约翰·威廉斯不知是否预见到他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后的遭遇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颇有暗合之处。书中讲述了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农家子弟斯通纳的一生——到城市求学、留校任教、跻身学术圈,娶妻、生女、染疾离世……这像是农村包围城市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典型,但斯通纳的追求不止于此,终其一生,他都在精神自由与现实桎梏间纠结。
这本书于1965年出版,曾在《纽约客》杂志露了一脸,亦不乏知音对其肯定有加,却仍然没能左右其被茫茫书海淹没。后来,每隔一些年,《斯通纳》就会被小范围地提及,直到2006年在美国被再次出版,它的命运算是彻底扭转。不仅在美国、英国,接下来《斯通纳》的影响力因不同语种版本陆续波及法国、荷兰、意大利,如今中文简体版也已上市。所以说,《斯通纳》的运气或多或少好过它的主人公,正走在成为经典的路上也未可知。
“威廉·斯通纳是1910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这是《斯通纳》第一页第一段的句子,基本可视为整本书情节的高浓缩梗概,也是这个人物的墓志铭般简略的生平。可以这么说,约翰·威廉斯从一开始就无意在雕琢情节和设置悬念上耗神,换句话说,关于斯通纳,最大的悬念不是他的生或者死,而是他如何度过这之间的几十年,他怎么说怎么做,心里作何想。他的经历哪怕放到今天也够得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丛精神之火,烛照着他对于显得虚无的所谓学术理想的向往,这埋伏着他的宿命,令他岁岁年年细水长流的无奈成为必然。
回望一个人的一生,容不下任何假设,哪怕对于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他的经历也不宜推倒重来。斯通纳读大二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有助于他今后投身自家农场的农学院课程和“无用”的英国文学概论之间,他心中的天平倾向于哪方。而教授他英国文学概论的老师阿切尔·斯隆的出现则完全为他指明了未来方向,这个集导师、先知、杠头和朋友于一身的人物,对于斯通纳的人生乃至整本书的走向都颇富象征意义。
也许同红尘滚滚的外部世界相比,大学里的学术圈子是座与世隔绝的象牙塔,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斯通纳的内心也还是不得安生。就算世界大战爆发、家国情怀冲击莘莘学子的投笔从戎热情没能把他推上前线,留在大学里的他还是要面对世态炎凉、人际关系的挑战。这些压力来自上级、同僚和学生,以及家人,既必要又无聊,是非分明但不易分辨。这样的环境下,做个没心没肺的实在人或者心思缜密视而不见的投机分子都能过得不错,遗憾的是,斯通纳两者都不是。本质上,他是个内心纯良的人,有农家子弟的单纯和质朴,身在高校的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但他又是个有些懦弱、怯于逃避的人,在心知肚明与无能为力中内心交战,怀揣着理想在现实世界慢慢沦陷。
有一种书,纵然文本有一目了然不难言明的好,但其蕴含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温度还是容易令读者的阅读体验过渡到感性层面,个人化的触动无法尽述,《斯通纳》即在此列。不同的年纪读同一本书,这种感觉自然不同。对我来说,读《斯通纳》的过程并不轻松,那种不由自主的、超越时空的代入感相当虐心。“他观察自己时,就像一个熟悉得有些古怪的陌生人在做着熟悉得有些古怪的事情,自己不得不做。这是一种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应该遭受其困扰,但他已经麻木,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事很重要。他已经四十二岁,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事物。”中年的斯通纳在似水流年中载浮载沉,这样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很是契合包括我自己在内心有不甘的中年人,这是这部小说用以跨越时间指向经典的力量之一吧。
就如同确切而具体地说出《斯通纳》到底有什么好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客观描述斯通纳其人,同样不容易。书中那位斯通纳与其亦师亦友、从军后战死沙场的马斯特思曾有一段当面对斯通纳的评价,“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可以想象这番言论是如何直入斯通纳的内心,他的隐痛与我们相连,冷暖自知。
毫无疑问,斯通纳的故事是有悲剧色彩的,但据此评判他是人生失败者并不妥当。失意和失败不能划等号,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灵魂深处仍能葆有哪怕一丝追求完美精神世界的执念,已能够对自己有所交待。故事结尾,弥留之际的斯通纳在超现实意味的描写中打开一本书,手指翻动着书页,“一种他自己的身份感忽然猛然袭来,他感觉到了这个东西的力量。他就是自己,他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人”,约翰·威廉斯,或者说斯通纳,都找到了自己,这永远不晚。
很难分析为什么时隔半个世纪《斯通纳》的魅力才渐渐在世界范围蔓延,书中那种庸常生涯中个体命运的起伏,那种在生活和事业中没顶还不甘心奋力呼吸另一种空气的努力,本不该需要时间如此淘洗才会打动读者。我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偶然吧,这不是最适合《斯通纳》大放异彩的时代,幸运的是,这也不是《斯通纳》会被再次埋没的时代。

作者  | 2015-12-26 17:58:56 | 阅读(126) |评论(0) | 阅读全文>>

让孩子爱上阅读是最好的人生礼物

2015-12-9 9:21:36 阅读349 评论0 92015/12 Dec9

让孩子爱上阅读是最好的人生礼物 - 波斯蜗牛 - 开始
 十月末的北京,早上已经有点冷。我还没醒,蜜贡走到我床边,“爸爸,今天讲这本书吧”。她在床头倚着,自觉拉起被子盖住腿。我看了一眼,是“萨默品德养成图画书”中的一本,《谁做的事情都不简单》,图文并茂、童稚有趣、寓教于乐的故事书,这也是近期蜜贡最爱看的书……从一岁多开始,她的一天基本是以这样的场景开始,除非赶时间去幼儿园或起晚了要外出,风雨不误。而睡前挨着妈妈,翻开她自己从书架上选的图画书,一边听一边看,偶尔发表意见或流露情绪,也是蜜贡每夜入梦前的标配。这样的亲子共读时刻,她很欢迎也相当享受,可是对于家长来说,坚持下来并不容易。不过,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行为,潜移默化、天长日久,显得太重要了。
好奇心与求知欲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那源自他们对眼前这个世界和未知领域近乎本能的探索意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以阅读,特别是翻阅纸质书的方式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事实上,在电视、笔记本电脑、ipad、智能手机以及无处不在的招牌、海报、灯箱等信息来源泛滥至每个家庭、包围着孩子们童年的今天,让一个还不认识多少字、活泼好动的小孩子安安静静地和爸爸妈妈读一本书有多难,相信很多家长都深有体会。
孩子的性格是外向开朗还是文静内敛存在个体差异,这或多或少也左右了孩子在对阅读这件事的热衷程度上有所差别。就我的切身体会来说,让孩子爱上阅读,进而成为习惯,甚至得以一生获益,家长的言传身教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你和孩子在家中共度的时光,是妈妈看电视爸爸玩手机占主流,怎么可能让孩子抵御这种简单直接、带有某种感官刺激的集动感画面、鲜艳色彩和手指轻触即能体会参与感和满足操控欲的“游戏”呢?孩子还没能从“慢热”的读书习惯养成中品尝到阅读的美好,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数码、电子、互联网产品给攻占了。所以,我很注意尽量在蜜贡面前少看电视,和她相处的时候也尽量避免眼睛盯着手机屏幕而口头敷衍,那实在不能算是对孩子的陪伴。小孩子对此十分敏感,你不能真诚地参与到她的游戏和交流中,她也就不会对你生硬要求的少看电视别玩手机之类规矩往心里去。
说到看电视和玩手机,我不赞成简单粗暴地禁止和干预。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该知道的他们迟早会知道。与其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还对孩子的精神文化生活采取专制般的高压,不如疏导,用好书吸引孩子,让他们自己选择。有人或许会说,说得容易,怎么疏导?孩子就是不爱看书,就是哭着喊着要看喜羊羊,怎么办?就我的理解,一方面,那是家长在对孩子对阅读氛围的构建和习惯养成中,下手晚了,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自我判断已有雏形,已经对电视和手机产生兴趣和依赖,这时候再逼着她看书,只能适得其反。需要加倍的耐心和用心,或许会慢慢有些收效。另一方面,那是家长没有花心思给孩子选择真正形式有趣,内容丰富的书,随随便便选择的图书作为精神食粮对孩子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在孩子的内心,这样对书会在和数字产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给孩子选书,这是个好时代,也是个让人迷惑的时代,好书有得是,可书太多也让人挑花眼。我自己的经验是,在蜜贡出生之前,已经有意识地搜集、拣选一些适合幼儿、儿童和爸爸妈妈一起翻阅的图书。在她一岁之前,我并没有急于给她讲书,只是让她不经意地能感觉到家里的书架、架上五颜六色的书、爸爸妈妈捧着一本书读的场景。等她过了一岁,会简单的语言沟通,也有初级阶段的审美、好恶,就试着找一些字少图多或者根本没有字、图片有立体感或干脆就是立体可翻可折的书和她一起看,那时的书并不承担太多的知识传递功能,而是和她的布娃娃、积木、毛绒小熊一样,是玩具的一种。蜜贡也会看电视,玩手机,但内容和时间长短,我和蜜贡妈妈会把握。这样一来,电视和手机,也和图书一样,成为玩具的一种,不被禁止,也没那么举足轻重。当她发现,家中图画书的数量、品种、趣味性足够吸引她,而爸爸妈妈未必陪她看电视,但会有求必应地给她讲书,给她鼓励,她兴趣的天平就开始向看书倾斜,换句话说,看书这件事在蜜贡的生活中,即使不是占据半壁江山,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地位。每一天从阅读开始,到阅读结束,是阅读之于蜜贡的分量。
除了家长言传身教和用心给孩子挑书选书,让孩子对图书有所有权意识与自主选择意识,也很重要。从蜜贡牙牙学语开始,我就会有意识地不断告诉她,这是一本好玩的图画书,是你的书,你要好好爱护它。小孩子不小心把书页撕坏、啃咬书的边角,这都很正常,但有意地撕书或是理直气壮地不爱惜书,还是要提醒她,甚至批评她。蜜贡妈妈会告诉她,书被撕坏,被啃坏,会疼。这时候我会当着她的面把撕坏的书修补粘贴好,虽然仍能看到撕坏的地方,毕竟可以正常翻看了,也借机告诉她,下次要是再撕坏,就修不好了,就再也没有这本书了。我们还专门给蜜贡买了两个白色的书架,里面放着她现在就能翻看或是长大认字以后可以看的图书。这两个书架是独立于爸爸妈妈的那些书架的,里面只有蜜贡的书,她可以自由取阅。慢慢地,站在书架前一本一本抽出来挑选,成为蜜贡乐意做的事。写到这里,说个小插曲。有时候,天不早了,蜜贡该上床睡觉了,妈妈会让她去书架上选本书一起看,小姑娘常常会选那种比较厚,图片比较多的书,因为这样能讲很长时间,比较过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跟她说好,要是希望爸爸妈妈认真细致地和她把这本书看完,又要不能睡得太晚,那么一本书分两次或三次讲完。她对此表示同意。这样的方式也常常用在她看动画长片的时间控制上,比如最近她喜欢的《冰雪奇缘》和《头脑特工队》,片长均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左右,就是分成三四次看完的。
由于个人偏好与工作范畴的关系,图书和阅读是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互联网和微博、微信越是普及和泛滥,我越能体会到传统的纸质书阅读的重要和美好。静态的图片,会吸引孩子的视觉,也会调动孩子的专注力与理解力,她从图书中接收信息没那么被动,思维也没那么大的惰性。现在她在慢慢地学习识字,我同样保持一种引导、鼓励的态度,不愿意给她太大的压力和约束,希望她学习认字也是一种尽可能自然、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成为望而生畏的负担,等到她的识字量达到简单阅读的程度,家中两个白色书架上有图有字的书就该进入蜜贡的生活了。而那些以文字为主的世界儿童文学、童话经典名作的极佳翻译版本,也将陪伴她的儿童、少年时代。
如果互联网和电子化阅读终将取代传统的纸质图书,那我也希望蜜贡能从小养成爱看书的习惯,这也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求知的习惯,毕竟,从知识接受和保护视力两方面,纸书都更靠谱。而通过家长的努力,让孩子从小爱上阅读,并体验到读书带给自己的快乐,是比任何具体的礼物都更值得付出的馈赠。   

作者  | 2015-12-9 9:21:36 | 阅读(349) |评论(0) | 阅读全文>>

战火中的人性微光

2015-12-9 9:10:36 阅读87 评论0 92015/12 Dec9

战火中的人性微光 - 波斯蜗牛 - 开始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美]安东尼·多尔著
 高环宇译
 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在人类历史上,形式各异、规模不同的天灾人祸总难免。生命和财物,日常生活与栖居家园,在这些灾难面前如此微小而脆弱。不过,什么灾难都不如战争的摧毁力度大,不止让战乱中的芸芸众生流离奔徙,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伤害,乃至人类共有的文明遗存的冲击,像顽疾一样,不因战事停息而终止,贻害绵延很久。也正因此,那些在战火纷飞的大时代里仍葆有的带给世界暖意的人性之光,坚持对美好事物的渴求,才会让这些有温度的情怀成为艰难岁月的灵魂支撑。在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长篇小说《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里,这种闪烁不灭的微光自然不会让读者视而不见,照亮书中人物的灰暗际遇,也是人类社会得以朝着明亮未来推进的希望所在。
这本厚达500多页的长篇小说以二战为历史背景,叙事上没有那么迅速地引人入胜,节奏从容得有点缓慢,对战争的正面描写也篇幅有限。但这是一本在阅读体验上逐渐升温的慢热之作,或许要到读过几十页之后才能真切感受到作品的魅力所在,之前付出的耐心是值得的。作者的笔触指向战争中的个体命运,聚焦在法国小城中的失明女孩玛丽洛尔和德国二等兵维尔纳身上,以这两个人物的视角,两条叙事线索在偶有交错、跳跃的时间轴上展开。从他们各自的童年、成长经历,再到他们的文化背景与精神世界的差别,进而写及两位主人公与战争的关联,这时他们的身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是被侵略被冒犯的,另一方则是强大的战争机器的一分子。不过,置身动荡的年代,他们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
玛丽洛尔的父亲在博物馆工作,她家中其他长辈也多受过良好教育、有不错的文化修养,她虽然看不到,却可以从家人的讲述、自己的触摸等途径来感知、认识这个世界。她有鲜明的个性,也有很好的审美趣味。战争来临之前,博物馆里的恐龙化石、长颈鹿标本,海边的潮汐声,海藻与贝类的气味,还有爸爸亲手做的城市模型,盲文版的凡尔纳小说,与螺类有关的知识……这些把她的生活添得满满的。另一位主人公维尔纳则在德国一个矿区的孤儿院长大,贫寒却不孤单。他有相依为命的妹妹,也有善良的保育员埃莱娜夫人,她们可以让维尔纳体会到亲情与更为广博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维尔纳虽然有些顽皮,个性也带点孤僻,其内心仍不失纯良。玛丽洛尔和维尔纳的生活先后被卷入这场战争,他们的成长轨迹、人生路径就此身不由己,直到在全书的某个章节,两条线交叉在一起。
那些泛着“我们看不见的光”的行为——人们对玛丽洛尔的帮助、德军士兵和长官偶尔为之的“善意”,还有那些凝聚着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精神符号——博物馆、文学作品、电台节目,因其温暖和美好,在战争中被击碎才更令人痛惜。若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得以零星幸存,愈发显得珍贵无比。书中玛丽洛尔的那条叙事线索,大量篇幅是从主人公的触觉、听觉、嗅觉出发的,没了视觉,对作者描摹人物的笔触是个考验,而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更大。事实上,这是个不错的故事,更加精彩的,是安东尼·多尔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柔软与幽微的刻画。而人物性格和善恶并非一成不变,人性的多面尤为典型地体现在维尔纳和那些德国军人身上,战争的冰冷与残酷,并不能全然覆盖掉人性之光。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命运走向都不可预测,这时候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强大对于生命本身绝对是种无形的滋养。
据说这部作品安东尼·多尔写了十年,除了文学层面的积累、酝酿,对于二战历史背景乃至很多地理、文学、博物信息的考证外,从情感上,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也绝不是容易的事。读到这本书的最后几十页,结局的悬念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如我这样的读者和书中人物隐隐产生某种情感上的、精神层面的关联。也许就算认识到那么多人性的善意和精神世界的美好,我们在现实中仍然会错过、忽略乃至干脆视而不见更多的光芒。希望我们尽早看到。 

作者  | 2015-12-9 9:10:36 | 阅读(87) |评论(0)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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